假如取消股票发行的审批制，股票就像普通商品那样来销售，让我们来看看这将会造成哪些后果。

短期之内，必定会引起证券市场与经济体系的某些震荡，因而势必要展开一个过渡和调整的过程。首先，由于历史累积的因素，股票供应显然将会大幅度增加，将会有许多企业同时叫卖自己的股票，新股紧缺的局面将会从根本上得以解除。股票增加了，投资者是否会“只要一听到原始股就扑上去”呢？在笔者与他人的交谈中，有人对此表示十分担心，他忧心股民会上当受骗。诚然，由于国家不再对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作实质性审查，市场上叫卖的股票一定是良莠不齐的，其中必然也不乏不怀好意的骗子公司。但是，投资者届时也将是知道这一点的，并且，投资者还会预期到将有更多的、甚至无限的股票发行活动，所以，几乎可以确定地说：就像大部分实物商品市场上的情形一样，投资者将会持币选购，他们将会变得十分谨慎和挑剔；也就是说，我国股市将会迅速转入买方市场。

供求关系的倒转将会导致整个市场的风气和氛围发生转折性变化。监管机关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新股炒作以及其他恶炒活动势必将会迅速退潮，企业估值将会回归基本面，市场的注意力将会真正转向蓝筹股和绩优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股票的价格上升，那就只有依靠踏踏实实地做好业绩，这就好比要想使某个产品卖个好价钱，就得提高产品质量的道理一样。在自由的、开放的竞争环境中，想“混事儿”、“蒙事儿”将是很难的。即使发生了个别欺诈事件，股民也将会受到教育，监管层也将会汲取教训，进而使整个体系不断地改进。简言之，市场供应充足（甚至过剩）是产品质量得以提高的前提；在供应短缺的前提下，谈论质量的改进，不过是一句空话。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广大老百姓深有体会的基本道理。

绩差股的沦陷将引起整个市场估值水平的变化。有人担心股价会普遍地急剧下跌。对于这种看法，有理由提出一些质疑。原因是，股票发行体制的理顺，从长远来讲对投资者是一件大好事。以往这种“统制型”的市场，对于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所造成的伤害有多么巨大，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因此，对于我国投资者来说，审批制的取消不啻是一种解放，是一大利好；有长远投资计划的各路人马，必定会展开各自的长线布局。市场也许会经历一个下跌过程；然而，随着市场回归基本面，最终，它将同实体经济一同成长。不仅如此，一旦投资者充分预见到这个“U”形的调整过程，辅之以适当的过渡措施，其结果是，这个调整过程将不会那么剧烈。历史行情走势已经多次显示了类似的效应。

我们需要对低股价这个问题多做一些讨论。审批制的取消意味着围绕着股票市场、从而把经济体系区分为“场内”和“场外”的那堵墙被拆除了，场内的“水位”必将下降，资金之水将会流向实体经济，直至场内与场外的估值水平大致持平。这是一个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市场过程。然而，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场内的“水位”绝不会下降到比场外更低的地步，也即上市公司的估值绝不会低于非上市公司；因为，假若如此的话，产业资本就会进场收购，以图获利。所以，那种认为“取消审批制会导致股市崩盘”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与此相关的一个附带结论是：监管机关不能对上市公司存量股份的调整（股权转让、增发、配股、缩股、回购等等）设定实质性的限制，一定要确保存量股份数量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否则，实体经济就不足以对股价产生足够的支撑。

不过，无论如何，在取消审批制之后，至少在一定的时期之内，我国股市可能将会进入一个“相对低股价”的时代；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对此我们应当作何认识呢？

纵览各国各地的股票市场，不仅其股票价格一般都比较低廉，而且交易也比较清淡。实际上，我们应当把低廉的股价和较低的换手率看作一种常态，看作经济健康的一个标志。一个正常的股票市场，场内价格不应该长期显著高于场外价格，否则，我们便可以推测该国经济一定发生了某种毛病。一个企业，不能因为它的股份换了一个地方进行交易，就立刻获得显著不同的售价。这是没有道理的。股民被迫频繁地买进卖出，这也是一种浪费。一个股价低廉的市场，具有多方面的重大好处，这点我们并没有充分洞察到。低廉的股价是金融资产安全和持股长期化的一个根本基础；只有在低廉的股价之下，股票才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投资工具。提高红利水平的手段并不是强制上市公司进行分红。股价下降了，分红率自然也就提高了。如果股价长期偏低，投资者必然就会很关心企业的分红制度；这样一来，在投资者的眼中，不分红的企业将不如分红的企业有优势，它的股票就不容易发行出去，其股价也就会进一步下跌。监管机关根本无需对此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低廉的股价加上高分红率，势必大大激发我国人民的投资热情。可以预计，股票发行将会呈现出“购销两旺”的局面，“长期持股”将会逐步成为我国家庭理财投资的常规手段。由于妨碍企业兼并重组的法律障碍消除了，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将一同发展壮大。以取消股票发行的审批制为契机，再加上一系列必要的配套改革措施，必将使我国经济真正进入一个“投资的大时代”！来自四面八方的资金将通过股票市场这个管道，大规模地流向实体经济，股票市场“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功能将会真正发挥出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因此将会获得又一个强劲的发动机。

我们还需要看到，在证券业、金融业以至更大范围的改革与发展的蓝图中，股票发行体制的改革处于一种基础性的、需要优先进行的位置上，因而，这一改革将为其他改革计划的实施创造良好的条件。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需要以股票的自由发行和上市为前提；只有上市公司数量变多了，彼此之间的差异变大了，场内与场外的落差基本消除了，市场才会产生进一步细分的需要。这个次序不能倒转过来；不能先给市场起个“这个板”、“那个板”的名字，然后再物色“适当的”企业装填进去。场内与场外的边界变模糊了，“转板”或退市也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你不让它退市，也许它自己偏要退，我们又何必对于所谓的“退市标准”争论不休呢？所以，可以说，没有股票的自由发行，就没有真正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取消审批制也是降低金融风险的关键环节。在股价没有“落地”之前，各类金融机构所持股票的价值都是有疑问的；这一改革拖延得越久，“问题资产”的规模也就会越大。股票发行制度改革也不能晚于“融资融券”等杠杆化措施的大规模推行。从国外历次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杠杆化”引起的“链式反应”和风险放大是导致危机加深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假如先大规模铺开融资融券、期货、期权等衍生品交易，再进行发行制度改革，这一改革的难度和风险无疑将会大大提升。孰优孰劣，孰先孰后，这里的逻辑关系再清楚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