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府处境艰难。王雍君说，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巨量民生支出呈现刚性；另一方面是企业效益因经济形势下滑，地方税收收入锐减，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想方设法“增收挖潜”，将几近濒临瘫痪。

　　上述长三角税务干部和另一位中部某省国税部门负责税收征管的干部表示，税务机关处于两难处境：本职工作是收税，不收税就得罪上级领导；一收税又面临企业日益增强的征管服务要求，一被投诉就遭到当地人大问责。有的市级或县级政府在省级政府的“指导目标”之外，又对当地国税部门层层加码设置了“确保目标”“奋斗目标”，甚至将上述目标完成情况与税务部门的经费保障、政风评议等挂钩。

　　上述中部某省税务干部透露，如果税务部门“软抵制”地方政府过于偏离经济形势的税收指标，少数地方领导干部会带纪检监察和公检法部门去给税务部门或大企业“施压”。

　　该人士举例称，某市的预征税收入占当地税收收入已超过两成，在更高税收基数之上，地方政府又制订了新的税收增长目标，为了达标，该地只能继续收更多的预征税，“结果是越收越穷，越穷越收，恶性循环”。

　　对此，靳东升表示，即便面临诸多不利因素，地方政府也不能为满足财政支出需要而采取种种不规范甚至不合法的税收征管手段。“增收越困难，越要强调应收尽收、依法治税”。

　　对于审计署多次点名的近年来部分地区“利用缓缴税款、以虚假理由延期申报、提前征收、多预征税款”等方式，王雍君说：“这是在制造新的问题，而不是原有解决问题。”他解释称，此举一是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逐级下达税收指标的行政手段，违反了“税收法定”原则；二是“多征税，多开支”的传统模式导致部分企业可能因经不起超额税负，采取行业收缩和退出决策；该模式虽在短期内刺激了经济增长，却是在“竭泽而渔”“杀鸡取卵”，扭曲了国家“稳增长”的宏观经济决策。

　　财政系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担忧：“如果这种运作机制不改革，填补征管漏洞的税收征管法修法将面临各地方的巨大阻力，即便旧的漏洞被填补，各地方也会在新的企业会计准则等方面找到新的税收‘增长点’。”

　　王雍君呼吁，加快推进税制改革，在“省—市—县—乡”更合理地配置财政资源，改变“国库资金闲置”和“贫困县运行不保”的不均局面。上述财政系统专家则认为，要以房地产税改革试点、资源税扩围为契机，充实地方主体税种，构建地方税体系，实现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靳东升表示，应该完善现行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减少不规范的专项转移支付，将发改、农业、水利、教育、卫生等部门“自己拍板”“专款专用”的专项转移支付，最终统一到财政部门致力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体系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