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海洋文学版图中，康拉德是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其《吉姆爷》堪称海洋文学的典范。此外，像荷马的《奥德赛》、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麦尔维尔的《白鲸》等，都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对这些海洋文学作品而言，主人公们大都是没有国界束缚的，他们可以在全世界漫游；小说的背景也是随意转换的。更重要的是，主人公的身份认同也是超越国界的。在他们眼里，变幻莫测的海洋是事业的基石，就像陆地构成我们的人生舞台一样。海洋上的冒险、个人的主体性和海洋的流动性具有同构关系，相反，陆地反倒成了束缚、压抑和局限所在。这就与传统的海洋叙事具有了截然不同的面貌。

中国的海洋文学，不是传统意义的乡土海洋写作，像《迷人的海》《岛》《小城春秋》等，它们是介于中国乡土写作与西方海洋书写之间的另一种形态。这种形态，可称之为“新海洋文学”。其种种新的可能，在福建小说创作中有所呈现。

这里的“新”，是基于陆地意识和海洋意识融合而来的开放、包容态度。在中国当前的海洋写作中，陆地虽然仍旧构成海洋书写及其主人公身份认同的基础，但因为有海洋作为“他者”的形态存在，有海洋的“巨大在场性”，就构成了“我者”建构自身的重要参照：开放的“他者”之存在，对于建构“我者”之开放状态必不可少。因此，总体上就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海洋文学书写倾向，这些都是陆地和海洋的融合。比如，陈毅达的《海边春秋》。小说中岚岛和蓝港村的自信、活力和未来，都是源于其背后大陆的坚实存在，这是大陆和海洋之间的中间状态，因而具有了多重可能。不难看出，新的海洋文学是汉唐所代表的中华文化传统的当代呈现，也是新时代海洋意识的文学表达和身份认同的建构方式。陆地意识是根与魂，海洋意识是开放进取精神的方向。

海洋形象重新建构同样重要。在新的海洋文学中，海洋不再像关仁山的《白纸门》那样，构成未知、暗藏危险的所在，而是具有无限可能，并不断激起我们探索和认知的空间。这就是李师江的《丝路古船》给读者的感受：海洋既是无拘无束的所在，也是自我主体性的充分彰显。海洋也暗藏或埋葬着对大陆的记忆，但只是作为记忆，就像《海边春秋》和《丝路古船》，海洋更意味着未来和可能，但都是以大陆的坚实、稳定为基础。

这里的“新”还表现为一种挣脱陆地束缚的边缘意识和反省精神。比如，李师江在小说《黄金海岸》中对疍民和厌倦陆地生活的老二的书写，以及以海洋为中介的流浪情结，这都是海洋书写中的新的精神气质。疍民既离开陆地，又保持同陆地不即不离的状态，为我们重新认识陆地和海洋的辩证关系提供了重要参照。这种气质，在作家林森的《岛》中表现得格外明显。这也是“中间状态”的另一重表达，是“主体间性”的表征。但这样的“主体间性”又有明确的指向，它没有表现出“去大陆”的倾向，而是表现出“大陆性”之下的与陆地的距离。这是一种自我反思，和某种程度上的自觉。沉迷于陆地，会使我们产生保守的心态；远离陆地，又会表现出占有。

全球化意识凸显和地方感重建。杨少衡的《石化岛》写到了全球化高歌猛进中海岛发展的均质化现象：海岛的海洋气质渐渐消失，海岛与陆地都呈现出均质化的特点。在这一背景下，对全球化的反思和地方感的重建，就具有了新的海洋文学意味。因为这里的地方感，是全球化背景下对海洋和家乡的反向建构：海岛既构成全球化前沿阵地，又构成乡土、乡俗，甚至身份认同的根基所在。这是在最具变化和流动性的空间中建构身份认同；其所谓的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现出来的。

风格上的颓废与先锋的双重变奏。这在须一瓜的《须木瓜别墅》《五月与阿德》、刘岸的《子归城》、李秋沅的《看见满天星》以及龚万莹的小说中都有呈现。特别是龚万莹的小说，作为故事背景的鼓浪屿，既具有全球时空的“同此性”，又蕴含着时间停滞的深厚记忆。她的小说，有着某种挥之不去的怀旧气息。

由此观之，新的海洋文学是与中国海洋意识凸显相伴随的，其包容性来源于“主体间性”。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多面向的文学，具有辩证法的新的文学形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呼唤更多高质量的海洋文学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