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之痛

死者长已矣。

8月9日上午，八宝山东北角白楼东礼堂，300多人参加了郭熙敏的追悼会。门内外堆满了花圈，国信证券投行部十八个投行业务团队一一送上花圈。郭熙敏生前所合作的公司荣盛发展，慈星股份、华业地产等，不少和郭熙敏打过交道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同行，也纷纷献花致意。人们安静地排着队，给“老郭”送行。

追悼会上，郭熙敏年迈的父亲悲痛难抑，妻子亦数度泪如雨下。据悉，郭熙敏的不少高中、本科、研究生同学从各地飞过来，送同学一程。

在同学眼中，郭熙敏是个不折不扣的成功者。在郭熙敏的身上，代表着相当一部分出身草根的精英。他们出生于小城镇，缺乏背景，自小成绩优秀，一路名校，智商卓越，上进心强烈。

这位从湖北黄冈广济县走出的投行精英，少年考入湖北著名的黄冈中学高中部，后考上人民大学。大学时，郭熙敏学的是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并非金融专业。郭熙敏随后考研考上了五道口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金融专业。

“那时候，他还是抱着吉他弹琴的男孩，一个性情中人。他个头高，但瘦。一直很努力，也很拼命。很勤奋，很用功。”郭熙敏人大本科隔壁宿舍的同窗回忆。

2005年，郭熙敏从五道口毕业后，进入国信证券投行部。随后，郭熙敏通过保荐代表人考试，2008年2月28日，正式成为注册保代。这几乎是拿到注册保代资格最快的时间纪录。

“大部分保代都是没有什么背景的，本身通过保代资格考试，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一般人吃不了这个苦。有背景的也不愿遭这个罪。”国信证券一位投行人士透露，“国信证券投行的部门负责人很多都是农村出身的，很能吃苦。做投行的人，不一定是最聪明的，但一定是最坚持的。”

“像老郭这样的核心保代，每年应该可以分到税前200万-300万，按45%税率计，每年到手大概是110万到165万”。国信证券一位资深投行人士透露，“他的付出值这么多。”

国信证券投行一名离职保代向理财周报记者透露了国信的项目利益分配。“保荐承销费的13%，归于项目承揽和承做。按照项目打分，总分20分，承揽承做各10分，但承揽会多一点。在承做团队中，如果保代起到主要作用的话，大概能有个4-5分。保代如果一年没做项目的话，收入肯定没有100万。”

“在熬夜加班的这一刻，我想到了死亡。身不由己的打工者，忘却了生活和身体，一种无能为力的宿命感。狗日的投行！”一年多前的某个凌晨2点，仍在加班的郭熙敏写下如此宿命的话。

失衡的责任与压力

“郭熙敏们”，其实面临着巨大的责任和压力。而且，越来越大。

证监会官网披露，截至8月2日，共有756家公司在排队IPO等待审核中。

“监管越来越严格，越来越多堆积的待审项目，不仅给保代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而且每个项目耗费的时间也大大加长，无形中增加了保代们的精神压力。”上海一位大型投行总经理表示。

首先保代的迅速扩容，且放开签字权，保代已不再为稀缺资源。目前注册保代人数有2183人。“之前每天都会接到猎头热情似火的电话，现在也冷下来了。”上海某保代深有体会。

保代更大的压力来自越来越严厉的监管。“在会审核时间越拉越长，对保代而言是一场痛苦的拉锯战，这么多的企业压在会里，证监会明显放慢了速度，间隔时间越来越长。而且一两个星期不开发审会，项目周转率在下降。原来一年可以成功完成两单的，现在周期一拉长，这直接影响了保代的年度收入。”深圳某投行人士表示。

另一方面，IPO项目的成功率已经大为降低。尽管公开数据显示，现在的过会率还保持在70%、80%，但实际过会率却远远低于此。

第一个阶段是申报前。前期进场，做尽职调查时，一些已经跟了一两年的项目，经过整改仍无法上市的，就不得不放弃。今年以来，各大投行内部已开始痛下杀手，加大自毙项目力度。“现在尽职调查100个项目，大概50个项目被投行自己毙掉。”前述深圳投行人士透露。

第二个阶段是在会审核期间。能顺利申报50个项目，到会里被毙掉15到20个很正常。这几个月，必须很谨慎。“个人感觉，国信在这个阶段撤回材料情况比往年多了。”前述国信投行人士指出。

第三个阶段是发审会。幸存的35个项目，大概有不到30个项目通过，这就是市场所看到的70%、80%的过会率。实际上，100个项目到最后上市成功的不到30个项目，成功率也就20%-30%左右。

而要求越来越细，在材料反馈和补充中，则耗费了保代大量精力。“在荣大熬夜修改材料、制作材料、核对打印稿是家常便饭。申报前肯定是在荣大度过的。”

上海某资深保代则无限感慨：“我最忙的一次，是一家上会、一家内核、一家申报，在同一周时间。累得要虚脱了，在办公室差点就晕过去了。3天只睡10个小时，每天连轴转。”

“每天看一个项目的材料看累了，就换个项目的材料看，用这种方法调节，我称为‘换频道’。那次快虚脱之后，就下定决心不能再这么干了。”

而上市公司一旦查处财务舞弊或财务造假，保荐代表人将承担最多的责任。事实上，这一现象有着复杂的现实和历史原因，问题并非都在保代身上。

“在国外，招股书是律师写的，财务审计由四大把关。但在国内，律师能力没跟上，会计师质量不高。有时我们比会计师更能发现财务问题，要求保代全能，出了问题，律师和会计师没事，甚至公司也没事，但投行负第一责任。”前述深圳投行人士认为，保代“承担责任过重。”

保荐制之问

而投行精英和公众之间的相互谅解，却是如此之难。

8月7日，郭熙敏离世当天，他所保荐的慈星股份收盘价23.03元，较35元的发行价跌去34.2%。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骂老郭？为什么如此对一个敬业、正直的逝者？”郭熙敏的一位挚友非常愤怒，“破发和业绩变脸的问题很复杂，有企业、市场各方面的原因。作为保代，他的职责绝对是做到了，无可挑剔。”

保代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环境。“在北京和老郭有次吃饭，说起来他做过华南某省的一个企业上市项目。当时是副省长打招呼，希望能够帮忙把那个企业的一些数据粉饰得符合要求，结果他拒绝了。”郭熙敏的挚友告诉理财周报记者。

“就慈星股份这个项目而言，我没有看到明显的保代不尽职行为。重大风险提示第一、第二点，已经做了充分的说明。”郭熙敏的同事表示。

在前述上海资深保代看来，市场不好，公众骂保代，有两个原因：一是证监会把这个名称定在“保”上，引起误导，觉得保代应该保业绩、保股价，而实际上保代只是保信息披露和规范运作。

另一方面，媒体渲染保代挣钱多少，对亏损的投资者自然刺激很大。保代的压力主要来自于证监会对核查的要求，有些已经超出了保代的能力和必要性，但证监会为了免责，就加大了中介机构的责任。

郭熙敏也曾在微博上指出这种困境：“为了规避其中风险，监管层要求券商承担责任，券商要求保代承担责任，保代要求企业承担责任。最终风险谁承担呢？当然是股民。”

正如国信一位投行人士所言：到保代具有从业资格的那一天，优秀的投资银行家凭借扎实的财务法律功底、敏锐的企业价值发现能力、突出的项目承揽和销售水平脱颖而出，而不仅仅靠一纸证书而年薪百万，这时投资银行业才真正有可能成为一个受人尊敬并能取得合理而体面回报的职业。

郭熙敏身后，无数的保代仍在奔赴他们的战场。而很久以后，长大的小维尼，只能看着父亲留下的点滴文字，体味父亲那永不可及的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