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业协同中打开产业发展新天地

　　广东连续四年以“新春第一会”的规格部署高质量发展,体现了广东省委、省政府对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深刻把握后的战略定力,对高质量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以下简称“两业协同”),是在数智化时代背景下顺应产业融合发展趋势、重构生产力布局的必然选择。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上,聚力推进两业协同发展、深度融合,不仅是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动力之源,更是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物质技术基础。

　　两业协同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突破口

　　我们党在领导和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始终注重夯实产业基础、优化产业结构、平衡产业关系。两业协同发展,是顺应产业演进规律、实现产业高级化的必由之路。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看,两业协同是社会分工深化与协作耦合的必然产物。在数智化时代,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业制造化的双向拓展,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到高级阶段后,对原有产业边界的突破与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调整。当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成为新的通用目的技术,传统的二元分立逻辑正被系统耦合逻辑取代,服务要素不仅作为中间投入进入生产过程,更通过知识密集型的创新活动,深刻改变价值创造的方式。这种深度协作,使分工的精细化优势与协作的系统性效能得以统一,在产业融合中实现社会总劳动的效率跃升。

　　从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看,两业协同是新发展理念内涵在产业发展中的集中体现。在创新维度上,以人工智能为技术底座赋能传统制造,驱动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在协调维度上,通过结构优化破解产业失衡,实现制造与服务的相融相长;在绿色维度上,通过服务型制造减少资源消耗,提升全生命周期效率;在开放维度上,在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中提升“广东制造”与“广东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在共享维度上,通过供给侧的精准匹配,让高品质产品与高水平服务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变革看,两业协同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突破口。在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时期,单纯依赖规模扩张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两业协同通过组织创新与模式变革,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加速技术外溢与知识流转,从而在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实现产出的有效增长。其深层指向,正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跃迁,生产性服务业的深度嵌入,推动制造业从“产品中心”向“用户中心”转型,使产业链条在延伸中获得价值重塑,进而提升产业体系的整体效能与发展韧性。

　　“制造强省”与“服务高地”相互成就、互为条件

　　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进程中,“制造强省”与“服务高地”是相互成就、互为条件的辩证统一。“以制造业之强牵引服务业之优,以服务业之优增进制造业之强”,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二者在价值创造与功能互补上的内在耦合逻辑。

　　制造业是产业体系的根基,为现代服务业提供源头动力与应用场景。生产性服务业的本质,是制造业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延伸。离开了强大的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广东新一代电子信息、汽车等万亿级工业集群的厚实家底,不仅构筑了经济发展的稳定器,更孕育出海量的科技研发、工业设计、现代物流与金融服务需求。从广东各地坚持“制造业当家”的战略定力看,稳住工业产值绝非最终目的,而是为服务业开辟更广阔的试验田。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的每一步,都在倒逼服务业实现质量跃迁与模式创新。

　　现代服务业是产业升级的引擎,为制造业注入创新动能与增值空间。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深刻启示在于,制造业的竞争已不再局限于加工制造环节,而是延展至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售后服务等全生命周期。现代服务要素的深度嵌入,正是推动广东制造从“微笑曲线”低端向两端攀升的关键所在。当软件定义硬件、算法优化流程、金融赋能实业,制造业的“含金量”与“含智量”随之提升。从珠三角各地产业转型的实践看,本质上都是利用服务业的知识密集与技术外溢特性,让制造业摆脱单纯依赖要素投入的低效循环。这种“服务引擎”效应,正在重塑广东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制造与服务的深度融合,正在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形态。当两者边界日趋模糊,服务型制造与制造型服务等新业态应运而生,产业体系便发生代际飞跃。华为乾崑以“硬件+软件”驱动新能源汽车智能化转型,希音依托柔性供应链将生产端与全球需求精准对接……这些生动实践证明:新质生产力不仅源于颠覆性的技术发明,更源于产业组织的逻辑变革。以数据为纽带、以平台为支撑的深度融合,正打破传统产业间的壁垒,使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最优配置。两业协同所激发的聚变效应,正在南粤大地孕育出智能经济的新形态,成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看广东”最富活力的物质技术基础。

　　在超大规模经济体内部推进产业体系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广东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的探索,既是立足省情的战略抉择,更是在超大规模经济体内部推进产业体系现代化的生动实践。这一进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路径贡献了可借鉴的“广东经验”。

　　其一,为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经济整体效率提供了实践路径。针对服务业占比上升可能削弱增长动力的普遍忧虑,广东的实践给出了有力回答:当先进制造业深度赋能现代服务业,后者便不再是低效率的配套产业,而是能够与制造业相互促进的价值创造主体。通过制造逻辑对服务流程的重塑,服务业实现了效率跃升与质量变革,有效破解了产业结构演进中的动力衰减难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稳住了根基、厚植了后劲。

　　其二,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夯实了基础支撑。强大的制造能力与优质的服务供给,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基石。广东以两业协同推动供需两端精准适配,既以高质量产品与服务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以生产性服务业赋能提升“广东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这种内外联动、供需互促的发展格局,正是新发展格局下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内在要求。

　　其三,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探索了有效路径。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的短板,更是潜力所在。两业协同打破珠三角“单兵突进”的传统模式,推动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在全省范围内实现空间重组与资源优化。粤东西北地区依托资源禀赋承接产业外溢,在产业链分工中从传统配套向服务型制造转型升级。当高质量发展的红利更均衡地惠及每一寸土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底色便有了更坚实的物质保障。

　　从“改革开放看广东”到“中国式现代化看广东”,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新时代广东手中。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向奔赴、相融相长,正是这一历史接力的战略支点。广东在“制造强省”与“服务高地”相互成就中打开的,不仅是产业发展新天地,更是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战略主动。植根于岭南血脉中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精神气质,正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当两业协同的实践探索不断深化,一个实力雄厚、生活殷实、活力充沛的现代化新广东,必将在南海之滨书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新篇章。

　　(陈联俊系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欧晓琴系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