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之后的一个多月，在河北流转了数千亩土地搞种植的商人老严发现，找他推销土地的人忽然多了起来。

虽在农业领域闯了十多年，但一直老实种菜的老严很纳闷，这些农地介绍人不像往常接触的农民，而更像北京常见的房地产中介，操着模式化推销语言，“老板，xx地靠近公路交通便利，地块连片升值潜力大，现在要改革了，包您有得赚！”

“竟然还存在这么一个群体。”老严最近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感叹这些人的“精明”，“跟过去炒房一样，这些人自认为看准了政策，想说服我们炒农地，或者他们自己低价入手流转土地，再高价转给我们，赚个差价。”

“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只要取得原承包方也就是村民的同意，受让方就可将承包方以转包、出租方式流转的土地实行再流转，本意是为放活农业生产经营。”一位农业部人士告诉记者，“但如果城市工商资本涌入承包地流转进行炒作，价格层层加码，这会使农民得实利的改革本意被扭曲，值得警惕。”

土地买手化身“合作社”

上述农业部人士表示，“资本炒作农地，不但挤占农民的就业和发展空间，而且因其成本上升，容易加剧土地流转的‘非粮化’和‘非农化’倾向”。

农村承包经营地是怎么变成资本炒作“钓饵”呢？通过老严的介绍，《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接触到了其中一位“卖地者”。“我们的合作社赶在三中全会之前批下来了！”电话里的“卖地者”耿燕来自北京，语调快速而干脆。耿燕之前和她的安徽男友回到家乡阜阳运作，成功收集到5个同村乡亲的身份证，走过常规流程，拿到了合作社的批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建起了“自己的”合作社。

她表示建立合作社“越早越好”，并且强调这是她和男友“自己的”合作社。“成立这个合作社是我们创业的一部分，政府越来越重视农业和土地。”她和男友坚信抓住了所谓时代变革的脉动，找到了致富捷径。

实际上，耿燕和男友并不打算将青春真的投入这些土地。“我从没在农村呆过，我们都不懂种地，也不打算种地，先把地占了，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值钱的。”耿燕向记者坦言，建立合作社并不是为了开展种植或养殖，而是为了土地，“机不可失，现在越来越多人打土地的主意，再耽搁下去，农民也许会涨价，赚的就少了！”她同时急迫地询问记者是否具备资源，是否可以帮其介绍企业去租种土地。

原来，耿燕与男友的策略是以最少的花费建立合作社，以合作社名义到北京等大城市招徕租地者，估摸出租地面积和种养殖意向后，回到本村以低廉价格预先流转土地或使村民以土地入股成为土地股份合作社，再加价转手租出。耿燕说，“方式很灵活，我们有合作社作门面”。合作社的招牌下，真实动机难以察觉。

老练的老严分析表示，这完全是“空心社空手套白狼”。在某种意义上，耿燕的做法更可称之为“土地买手”。而这样的买手并不止耿燕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