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仍有较快增长潜力

目前经济增速的下滑源于我们对经济速度的轻视和投资的偏见。有些观点把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归因于我国经历30年快速增长后的潜在生产能力的下降。这是经不起理论和实证检验的。从理论上看，决定潜在生产能力的关键要素是制度、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变量。如果我们把潜在生产能力定义为Ga，制度变量定义为F，资本定义为K，劳动力定义为L，技术定义为T，则我们可以把潜在生产能力表述为以下函数形式：即Ga=F（K.L.T）。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所有这四大变量我国都存在优势。

（一）中国经济较快增长的潜力仍在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仍然具备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一是储蓄资源丰富。我国储蓄率长期高于投资率，2012年我国储蓄率为50.1%，比投资率高2.3个百分点。2013年中央银行持有3.88万亿美元储备资产，占中国对外资产的65%，多为收益率较低的美国国债。同时，外国对华投资多为收益率较高的企业投资。高储蓄本是经济增长的宝贵财富，但未能发挥应有的价值，反而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情况突出，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如果将宝贵的储蓄资源利用足、利用好，必将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大的发展动力。

二是劳动力资源丰富。近年来有关中国人口红利拐点的讨论越来越多，有专家认为随着人口红利的终结，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将不可避免地下降。这种观点忽视了三个问题。首先，虽然2012-2013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出现下降，但2013年末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仍有91954万人，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劳动力资源仍然丰富。目前劳动者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并存，说明中国劳动力总量并不短缺，而是存在结构性矛盾，这可以通过结构调整进行化解。其次，人口红利不仅包括人口数量的红利，还包括人口质量的红利。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覆盖面的提高，中国劳动者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人口质量的红利将逐步显现，可以为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第三，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第一产业人口向二、三产业转移的空间巨大。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美国、日本、法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6%(2010年)、3.0%、2.9%(2012年)。按2012年劳动力总量计算，如果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降至美国水平，可以释放劳动力2.4亿人；降至日本水平，可以释放劳动力2.3亿人；降至法国水平，第一产业可以释放劳动力2.3亿人。而第一产业与二三产业的劳动产出比差4-5倍。

三是市场潜力巨大。2013年，中国人均GNI为6560美元，已步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仍远低于世界人均10564美元的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2.2%，日本的14.2%。中国仍是中等收入国家，提升收入的意愿强烈，空间巨大。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3.7%，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超过80%的城镇化率，也低于与中国发展阶段相近的上中等收入国家60%左右的平均城镇化率水平。我国城乡收入相差3倍，以2012年数据资料进行估算，我国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约有1350万人从农村到城市，带动居民消费支出增长1.01个百分点，带动投资增长1.9个百分点。

四是改革红利将持续助推经济增长。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例如，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等，使资源配置不断优化，促进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例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改革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生产效率更高的工业，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新一届政府成立后，从取消和下放334项行政审批事项，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再到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全覆盖，伴随改革的推进，都是新气象的出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市场主体同比增长16.71%，增速比去年同期高8.41个百分点，社会投资和创业热情迸发。这表明，制度改革只要有决心、有力度、有韧劲，它所释放的制度红利将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