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宏观调控应在“三降”上发力

从近几年来的情况看，仅仅根据经济运行走势，在上半年观望、下半年发力，使经济总是在“前低后高”中循环是不行的。应当用当期举措引导长期预期，在当期政策的稳定性上下工夫，走出“经济走弱，来点刺激；经济走强，刺激退出”的循环。为此，我主张用“降税、降息、降准”的办法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首先，要降税。降税政策要优于财政政策的直接发力。通过总量性和结构性的降税，既可减轻市场主体的税费负担、提高预期收益、激励投资积极性，又可通过结构性的降税甚至负税方式，加大对投资方向的引导，既尊重了市场主体的地位，自主决策，实现了政府的调控意图，使产业结构得以优化，薄弱环节得以加强，又可以避免政府投资可能产生的诸多问题。财政政策还可以通过建立风险基金或财政贴息，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现代信息技术产业、服务业、绿色环保等领域的财政支持力度。完善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贷款贴息和资金补贴制度，推动企业开展转型升级。

其次，要降息。融资难、融资贵是目前企业面临的两大困难。对一个应该倡导实体经济、倡导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把大量储蓄资源用于投资国外获取低收益，国内一方面资金成本大大高于对外投资，两者相差1倍以上，另一方面又大量以5倍于对外投资收益（4%：22%）的成本吸收外资，这是极不合理的融资格局。要改变这种格局一方面要充分搞活金融、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作用，改变投资政策，使更多的储蓄资源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国内投资；另一方面中央银行要引导市场利率下行，加强金融市场管理，严禁以钱生钱、迂回曲折层层加码的所谓金融创新。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真正体现稳定性，一方面货币信贷的增长不能时紧时松，波动过大；另一方面市场利率不能时高时低，过大起伏。央行应该侧重引导长期资金成本下降，鼓励长期投资。金融政策要搞活，已经投放流通中的资金要由市场去决定资金的配置和流向，不宜过多的“行政性”干预阻滞资金的流动。要充分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统筹协调主板、创业板、中小板、新三板、区域股权交易中心、券商柜台、互联网金融市场发展，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要根据长期资金来源创新长期资金运用方式，为长期投资安排好合理成本的资金融资方式。

第三，要降准。目前，我国的货币供应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前些年受制于汇率和结售汇制度安排的被动投放——外汇占款压力已经减轻。今年以来，新增外汇占款下降。5月份，人民银行外汇占款仅新增3.61亿元，环比骤降99%，增速创最近11个月来新低。前些年为了对冲这种压力，存款准备金率曾高达22%，至今也在20%左右的国际最高水平。这样高的准备金率实质上是银行为宏观经济失衡买单，也是近年来影子银行、表外业务等所谓的金融创新产生的原因。降准不但可以为经济释放流动性，增加资金供应，降低市场融资成本，也可以改善金融结构，优化金融秩序，提高金融机构效益。目前中央银行已经进行了两次定向降准，对市场已经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还应加大力度，实行普降与定向相结合，直至把准备金率降至国际国内经济可承受的合理水平。

近年来，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前30年平均10%的年均增速，一路下行到目前保7.5%的底线。对此，理论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移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必然结果，是正常的、必要的，不必大惊小怪，无须也无力采取措施应对；另一种则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危险的，应该引起警惕，中国经济仍有较快增长的潜力，应该采取措施，充分挖掘增长潜力，稳定经济增长势头。笔者持后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已处于准通缩之中，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中国经济增长继续放缓是当前最大的风险。中国经济领域里的薄弱环节较多，风险隐患在增多，诸如房地产问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影子银行问题、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问题等，都需要以稳定的经济增长为前提，保增长、保投资相当重要。为此，在大力推进改革、增强长期发展后劲的同时，要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引导市场预期，稳定近期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