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历来以低调著称的手机厂商,今年动作不断, 习惯将自己隐藏在品牌影子里的掌门人刘立荣,也难得地站在闪光灯下, 讲述自己和金立的故事。 文|唐美 赛诺今年1月至7月的研究报告透露出一个新讯息,获得行业内外关注:手机阵营“金华OV”,在线下渠道占据绝对优势,金立位居今年1至7月国产手机线下市场销量的前四名。 这意味着,金立已进入国产手机第一阵营。 这家历来以低调著称的手机厂商,今年动作不断,冠名或赞助多档热门综艺节目,并签约冯小刚、余文乐,拍摄6分钟的超长广告片《手机芯战》……甚至,一向习惯站在金立背后,将自己隐藏在品牌的影子里的掌门人刘立荣,也难得地站在闪光灯下,讲述自己和金立的故事。 “在手机行业的15年来,我就从来没有感觉到风平浪静的时候。”刘立荣用“如履薄冰”4个字来形容身处于手机行业的感受——商业的车轮飞速旋转,诺基亚消亡,苹果、三星两家不再独大,中国制造正在占据全球市场更大的份额,而他和金立的这场15年“长跑”,更像是国产手机的一个典型样本。 就在几年前,作为手机市场上生存时间最长的企业之一,刘立荣和金立面对的还是行业颠覆性洗牌带来的存亡时刻。如今行业格局再次改变,拥有传统渠道优势、坚持开放市场模式的手机品牌厚积薄发,在遭遇互联网品牌冲击之后,逐渐收复失地。 刘立荣钟爱围棋,棋风均衡稳健。竞争残酷的手机行业,当下亦如棋局绞杀,神来之笔渐少,对各家手机厂商而言,更重要的是建立“实地”。 比起拿到第一、第二,刘立荣更希望看到的是,金立能够在“顺势而为”的法则下继续奔跑下去:“3年之内,做到1亿台的规模,市场才会给金立更好的生存空间。” 低调舵手 刘立荣已经想不起来上一次这么正式穿西装、打领带时的情形了。 8月5日,站在噼啪作响的闪光灯下,他罕见地穿起了正装。 “西服买了好些年。”嘴角上扬,标志性的笑容沿着鼻翼展开——他常被称作一个亲和的、随时露出笑容的人。这个场景让人联想到金立最新的笑脸Logo:一个橙色的、看起来比之前更轻松有趣的品牌标识。 在刘立荣看来,笑脸是全世界通用的符号。 多年前的海外布局开始显露成效,金立已经逐渐布下一张以印度为首的东南亚市场及非洲市场为主的“中国品牌”全球网。统计数据显示,今年6月,金立在印度市场已经占据了中国品牌销量第一的位置。 “到现在为止,金立的海外市场规模尚可,但离我们的目标还很远。其实是处于快速增长的起步阶段,海外市场的进步也会比较明显。明年应该会突破两千万台。”刘立荣告诉《财经天下》周刊。 刘立荣上一次接受如此密集的采访,还是在2005年。那时刘立荣邀请刘德华担任金立手机形象大使,而冯小刚和曹郁加盟拍摄的金立广告,让金立作为手机品牌第一次进入普通公众的视野。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明星、导演,加上金马奖最佳摄影,这是当时广告拍摄的顶尖阵容。 11年后,刘立荣再次找来了金立的老朋友——冯小刚。 7月26日,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金立举行了一场规模超过2000人的新品发布会,另有近千万人通过网络实时在线观看了这场发布会的直播。 这一次,冯小刚的搭档是余文乐,他们联袂拍摄的电影大片水准的广告片《手机芯战》在现场掀起高潮,“六爷”和“六叔”那句“内置安全加密芯片”的台词,让金立M6和M6Plus手机当晚就接到了数量超出预计的订单。 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的成绩,人们已经很难不注意到这家手机厂商,以及在它背后稳健落子的低调掌舵者。 产品“磨王” 和年轻时一样,刘立荣依然不太喜欢和别人讨论起自己,以及尽量避免过多的出现在公开场合,即便他已经在这个高光的手机行业做了15年,并且做得不错。 曾经有一款智能机即将推出市场时,金立的员工建议刘立荣亲自上阵代言,他连一秒的犹豫都没有:“千万不要。” 这次摄影师又提出拍摄一组新片的尝试,让他随意坐在浴缸里,周围堆满金立的新手机,他温和又坚定地拒绝:“这不是我的风格。” 什么是刘立荣的风格? 刘立荣更像一名产品经理。他极为关心一款产品的定位、设计,乃至消费者的“痛点”。此外,他关心的事情还包括整个金立集团在猛兽迭出的“手机丛林”里的走向。 从2015年开始,金立明确提出“超级续航”手机的概念,今年则是“超级续航+安全”,金立M6围绕政商人士定位。对刘立荣来说,这是很重要的决策,在技术已经达到相对均衡的手机时代,差异化成了新的竞争点。 “在未来,只有6到8个手机品牌能生存。怎么办?我认为要生存,永恒不变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差异化。差异化战略是趋势,也是生存之道。” 这两个差异点来自于刘立荣的切身感受。 几年前,刘立荣去美国出差,回程途中,手机落在飞机座位上忘了带走。“当时特别恐慌,手机里有好多关于公司的信息、数据,还有很多重要合作伙伴和朋友的电话号码。”他回忆起当时丢掉手机后心里翻腾的恐惧。 这种体验让刘立荣颇为不爽,也促使他在M6推出时打起“内置安全加密芯片”的旗号,在“超级续航”的基础上,瞄准政商人士关于“安全”的痛点。 刘立荣对产品的方方面面都有极致要求。 金立M6系列手机诞生前,参加关于产品的大小会议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很难看到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对产品的关注可以细微到这种地步:金立M6系列,从外观设计、产品功能,到开机画面、字体、字距,他会逐一和产品设计师切磋议定。因为不满意,他也曾无数次下令要求返工。 因此有行业人士称他为“磨王”,“磨”,是折磨的意思,也意味着一种长久的努力。 刘立荣的要求会很细,甚至具体到一句宣传文案。比起那些花哨或有噱头的宣传文案,他更崇尚直白简洁。 金立M5Plus推出时,金立决定以Beyond的《海阔天空》为主题召开发布会,有人提出的口号是“经历者金立,海阔天空”,这种跳转的设计让刘立荣担心拗口,最终拍板只用“海阔天空”四个字,效果不错。 不过,对于自己了解不多的领域,刘立荣也会给予专业人士极大空间。比如广告片《手机芯战》的拍摄,突出“内置安全加密芯片”的差异化卖点是刘立荣定的方向,但拍摄现场他都没去,剧情创作、脚本、画面全部交给制作团队来做,片子出来很令人满意。 “冯导的水平非常高,这个剧本是冯导亲自改的,我没有改一个字。”刘立荣说,“余文乐也是非常有亲和力的明星,我觉得他的表演非常棒。” 漫长的战争 15年前,带着金立踏入手机行业,刘立荣说:“当时很难想象,手机会如此深刻地介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 那还是数字通讯大行其道的时代,一个打上诺基亚标志的繁荣时代,2G刚刚来临,“大哥大”退出舞台,《通信世界》当时对国产手机生产量的预计是超过1亿部。 没有人愿意错过风口。2002年9月,带领金立从VCD、DVD行业转战到高速成长的手机行业时,刘立荣更多的考量在于,手机可能会成为每个人的必需品,市场巨大;而技术更新变化如此之快,意味着手机还有更多的可能。 5个月后,金立的第一款产品就现身华南地区各大通信市场,这意味着刘立荣开始迈出长跑的第一步。 看起来似乎是一段顺遂的征途:2003年,金立手机销量突破百万大关;2004年销售手机170万台,其中内销140万台、外销30万台。2011年,金立手机的全球出货量已经超过2100万台,成为国内开放市场和海外ODM市场份额最大的本土手机制造商。 但刘立荣清楚,智能手机时代已经有两股新力量涌现,第一股是运营商,第二股是电商。但他下定决心,金立还是得做好渠道、产品和品牌,专注线下。 事实上,刘立荣的决策显示出某种前瞻性。在手机市场回归理性之后,手机制造商的线下优势开始再次凸显。 15年的发展,金立已在国内开拓了10万多个合作网点、7万多个专区、超过30万节专柜;外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已进入8个国家运营商体系。尤其在中国大陆,金立的线下渠道可以触达县镇级区域,成为金立的立身之本。 刘立荣将金立比作一个“平和务实”的长跑青年,经销商是他长跑时的伙伴,双方跑过长久路途从而建立起坚实的友谊。“如果没有之前的这些积累,金立很难形成一个品牌。不管能力、水平如何,但一直在坚持踏实做产品、渠道和品牌,靠着努力,15年长跑,坚持了下来。” 与金立所呈现出的面貌如出一辙,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刘立荣很容易带给人一种传统又理性的印象。在办公大楼里,金立宽大的皮质沙发整齐地摆放在会客室里,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 但这并不意味着金立是停顿的或保守的。等到了夜里11点,办公室里那些还在亮着灯的工位和加班的背影,显示出它还拥有某种和创业公司类似的、随时追赶时代潮流的味道。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时,年轻的刘立荣就离开天津有色金属研究院,到中国商业最有活力的城市深圳创业,后来,进入当时刚刚兴起的手机行业,每一步都踏在了潮流的发端。 低调、务实与前瞻、大胆,看似对立的风格,在刘立荣身上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也融合贯通。这种特质帮助金立在关键时刻能够果断做出重要决定。 2011年时,刘立荣果断放弃功能机,转向智能手机。在2016年,手机行业再次进入转折阶段的微妙时刻,刘立荣决定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品牌推广。于是很多人注意到,金立这家历来以低调著称的手机厂商作风大变,开启了“霸屏”模式。除了微电影《手机芯战》,金立还冠名或赞助了《跨界歌王》《笑傲江湖》《真声音》《四大名助》《今夜百乐门》等热门综艺节目,并且在央视奥运频道随时可以看到金立M6“内置安全加密芯片”的广告。 “他跟别的老板不一样,比起花了多少钱,他更在意花在了哪里。”金立集团高管评价道,“只要方向精准,投再多也是对的。” 有时候,刘立荣也做一些貌似“反潮流”的事。在竞争残酷的手机行业,夸张的宣传和同行之间的“互撕”屡见不鲜,但这样的事情在金立是个禁区。刘立荣曾制定过一个被称作“金六条”的内部规定,类似于品牌宣传的原则,内容包括:不贬低与攻击友商,传播正能量,不使用粗暴、无节操的词语、标题等。 还有一件让同行“叹为观止”的事情,那就是金立冠名和赞助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已逾十年,却没有将其纳入品牌宣传体系,甚至在很多时刻,刘立荣都刻意避免这种宣传出现,只有在谷歌AlphaGo战胜李世石,金立宣布签下中国棋手、世界等级分排名第一的柯洁,并支持其迎战AlphaGo时,大家才知道金立与中国围棋的深厚渊源。 除了一直以来的低调,刘立荣不喜欢将纯粹的爱好同商业混杂在一起。作为一名围棋爱好者,支持中国围棋最初是因为喜欢,愿意做点贡献,慢慢地,在跟棋手的交流中,也开始对中国围棋有了使命感。 然而,事情往往如此,任何付出总有回报,围棋带给刘立荣的感悟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金立。 刘立荣并不追求妙手和所谓的一招致敌:“下棋也好,做手机也好,都是一个过程,是长期的过程。对于过程来讲,它一定有高低起伏,潮起潮落。竞争到最后,输赢一定不是一时的高低,而是要看经过长久的坚持之后,所能达到的水平。” 随着互联网手机和轻模式的概念逐渐退潮,国内手机行业很难再有闪电制胜,迎接大家的,将是一场硬碰硬的拉锯战。 冯小刚 三年一出戏,不急 文|朱柳笛 他是圈内公认的劳模。从1993年的《北京人在纽约》开始,保持平均一到两年拿出一部质量稳定的电视剧或电影的节奏。 2013年拍摄的《私人订制》,算是还了华谊兄弟投资《一九四二》的债。这之后,冯小刚一下停了3年。 他跑到洛杉矶去发呆、画画。就坐在7月的院子里,套一件衣服,陪在家人身边,不咸不淡地说话。寂寞了,约三两闲人吃饺子喝酒,一天就沒了。 其实哪里算真正的休息,这期间,他又监制了两部电影,还主演了一部《老炮儿》,轻松拿了金马奖影帝,以及以金立手机代言人的身份,和余文乐合作了一部商业广告《手机芯战》——只是坚决不拍电影了。 这种坚决来自于拍了太多年的疲劳感。他觉得拍电影应该是有感而发的一个事:“你要把它当成是必须要拍,动作就会变形。”所以,创作这事儿不能变成一个任务,他希望是更从容地、甚至需要往后退几步,再培养自己对电影的感情。 直到今天,即便是什么也不做地待在家里,冯小刚依然每天都能收到数不清的剧本:“我都在看,但往往都不值得拍。” 钱不少。到了这个阶段,物质也不是什么困扰他的人生命题了。冯小刚吃不了任何有荤腥味儿的大餐,最喜欢炸酱面、饺子和西红柿炒鸡蛋,还包括剩菜里的葱段蒜瓣,因为入味、香。抽烟也朴素,十块钱一盒的中南海。听起来像是一个落魄中年男人的食谱。 中年男人冯小刚已经58岁了。“像我这个年龄,不是要拍更多的电影,是要拍值得拍的电影。”右手食指和中指掐着香烟,他慢条斯理地说。 “你说,人心呢?” 什么是冯小刚觉得值得拍的电影? 最近打动他的是意大利导演保罗·格诺维瑟的作品《完美陌生人》——7位多年好友聚在一起吃晚餐,忽然决定与在场的每一位共享自己手机上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的内容。许多秘密因此展开,7个人的关系也开始发生波动。 “电影的内核是非常大的,直指人心。这样的电影,我挺喜欢的。”这些年,冯小刚越来越频繁地提到这个词:人心。 “你说,人心呢?”他叫嚷着,“我觉得现在好多电影,看起来很时尚,好像和时代同步,但实际上,它跟我们的社会人心没发生关系。你看完这些电影,能说多了解中国社会什么样吗?看不出来,把生活美化得很厉害。” 一定要和“人心”发生点联系,成了他拍电影的一种标准。 拍完金立的商业广告《手机芯战》,他开始认真构思《手机2》的剧本,甚至在工作室发起一个“先锋试验”:让5个年轻人停掉手机的互联网功能,只使用基本的电话和短信。 拍《手机》的时候,其中一款海报把手机做成手雷的样子时,冯小刚已经预见到这件小东西对人产生的影响。当然,还不至于像今天一样深刻地进入我们的生活,至少在他喊“你能不能不用手机”的时候,很多演员还能轻而易举地做到。 但这一次试验,焦虑升级了。工作室里,有人因为不能使用手机导航,开车时找不到回家的路;也有人不带钱包,支付功能停掉后,连一个羊肉串也买不了。 “手机开始全面控制你。它分量不重,轻而易举地能从窗户扔出去。但它就像粘在你手上一样,扔不出去,也没有决心扔出去。”当然,手机粘在手上的,也包括他本人。 冯小刚在享受着技术革命带给人类生活的改变,但回到拍电影,他最关注的是“控制”带给“人心”的变化,如果把这个命题具象化,是冯小刚想要捕捉现实题材的欲望,以及拿思想去丈量世界的尺度。 一旦涉及到这些标准,他是不可以妥协的。 “如果三十岁我可以妥协,退而求其次,因为来日方长;但我已经快六十岁了,借社会新闻里经常使用的一句话,‘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我就不愿意妥协了,因为时间无多。赚钱的目的是拍自己喜欢的电影,折了也不用愧对金主。”这是他在洛杉矶长时间发呆时暗下的决心。 搭档20多年的好友刘震云称“人心”其实就是冯小刚的赤子之心,说白了,相信生活里虚无缥缈的东西。 “我就是拍圆的,没道理” 除了挑选范冰冰为《我不是潘金莲》的女主角,冯小刚出人意料的想法还包括拿圆形画面构图去拍摄这部电影。 如果读完刘震云的原作,听起来让人浮想的名字会立刻变得沉重——农妇李雪莲为自证不是“潘金莲”而四处告状,从而引发一连串的人物命运改变,是极具现实感的荒诞故事。 关于李雪莲角色的选择,冯小刚会变换着跟刘震云商量。一次在河南的时候,冯小刚跟他打电话,说范冰冰来演是最合适的。 “理由是反差非常大,如果反差大,她就有可能在反差的缝隙里最有创造性地塑造一个特别好的形象。”刘震云回忆说,他接受了这一次的建议。 等到第二次,建议是“拍圆的”。 冯小刚觉得这个故事很荒诞、很中国,只有中国才能发生这样的事:“这个圆的画面很像元宋时期的文人画。再加上乡镇、古镇,很有古意。” 刘震云心里直嘀咕:“这个老头是不是走得太远了一些。” 第二个建议遭到了包括刘震云、王中磊在内的整个创作团队的围攻,包括好友张国立。除了摄影师站在冯小刚这一边,剩下的一个没有。 “这是一个挺冒险的事,因为电影这样一个方形,100年来没有变。本来拍这样的题材,面临的困难特别多,你还突然要在审美上改变所有观影人的习惯,我觉得刘震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张国立说。 这期间,刘震云甚至发动了一场“婺源政变”来抵抗圆形构图。其实是一个夜晚的酒局,众人纷纷劝说下,冯小刚发了大火,最后佯装喝醉,摔门而去。 他回忆起当时的怒气:“我不想再解释这事了。没道理,我就想拍圆的,不行吗?你们丫谁不想投资,你们丫就别投,我自己投资。” 刘震云嘲笑他:“自己说不圆,摔门有什么用啊?” 最后的结果是,刘震云想通了圆形构图的表达:“虽然有限制,但所有的创新,都必须是在有限制的情况下才能做出来。” 与其说想通,更像是好友对冯小刚个性和理想的一种妥协。 饭好不怕晚,茶吃后来酽 冯小刚拧巴,对很多事物有自己的要求。 《我不是潘金莲》拍摄前,他对范冰冰说,这角色不讨好也不要搏同情,不能往漂亮化妆,没有特写和近景,拍的戏可能有一半要剪掉,失败的风险也很大,拍摄预计三个月不能请假,每场戏需要事先排练,也没有预算付高片酬,拍摄完成前不会有媒体探班和宣传。 “你接受吗?”他问。对方沒有片刻的迟疑,爽快地回答说:“行!” 等到了婺源的古镇,身着剧组提供的农妇衣裳的范冰冰,怎么看都缺点感觉。冯小刚让人在田间地头收了农民真正穿的衣裳回来,让范冰冰换上,才觉得找到了他要的那个感觉:“哎,对了。” 这些要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圈子里对冯小刚公认的第一印象:严苛,有时候会暴戾,周围的人很怕他。 在前往剧组前,演员张译的想象就是如此,他甚至一度以为所有人可能会在异常紧张、大气不敢出的氛围当中进行创作。 第一天拍戏,整个过程中,冯小刚一个字都没跟他说。“我以为他放弃了我,今天这场戏完了,我可能听到‘请你离开’,换个演员。”张译形容心里的惶恐。 当天晚上,这场戏拍完,冯小刚让人通知他一起吃饭,他的想法是:可能是送别宴席。 去了,冯小刚兴致很高,挨个敬酒,压根儿不提拍摄。实在忍不住了,张译吐出一段话:“这戏超出了我有限的拍摄经验,您怎么不在现场辅导和纠正?平时在片场,导演就是演员的一面镜子。” 冯小刚乐了:“如果你有问题,我自然要说;如果你没有问题,我为什么要说呢?” 12年后,再度合作的范冰冰评价冯小刚变得温暖了,但他自己觉得并不是。 “那个时候遇到问题,你就会很着急焦虑,但现在因为你拍得多了,经验多了,现在你都知道,马上能找到解决办法。”他解释说。 现在,冯小刚越来越不着急了。他花三年时间让自己重新对电影积累热情,等《我不是潘金莲》拍成了,他在微博里写道:“三年一出戏,不急。饭好不怕晚,茶吃后来酽。” 余文乐 不要像烟火一样爆完,就没了 文|朱柳笛 余文乐坐在屋子中央,等待拍摄。他穿着暗纹西装外套,里边是白色衬衫和灰色马甲,搭配往后梳起的大背头和故意蓄起的杂乱小胡子,一副复古的打扮。白色灯光打亮的时候,他立即掐灭了烟起身拍摄。下一个镜头里,站立在他背后的导演冯小刚用右手捂住了他的嘴,他顺势皱起眉头,摆出被胁迫的表情。 在他们合作的金立商业短片《手机芯战》里,剧情恰好是这个场景的反面——演员余文乐用无数个身份说出“内置安全加密芯片”这句台词,导演冯小刚始终不肯通过,最后用了些手段,余文乐“胁迫”冯小刚,让对方代替自己参演了金立手机的广告片——听起来像一出“计中计”。 冯小刚对余文乐的评价则是“多面”,不是个被角色框死的演员。比如他那天的打扮,在冯小刚看来,是可以直接拉去片场扮演资本家的,民国时期的主儿,意气风发。“当然,他也可以去演一个落魄、忧郁的人。”冯小刚说。 不喜欢的“变化” 每一个导演都希望自己的演员是多变、可塑的,最好是处于一个会不停发生变化的状态。但如果把演员余文乐和现实余文乐择开来看,你会发现他讨厌变化,最渴望的是稳固不变。 比如对食物的长情。长了一颗“香港胃”的余文乐在ins和微博上po过他在香港街头巷尾吃过的大排档和冰室,重要的是,吃了好多年。 又比如“6”这个数字,一用好多年,原本是中学打篮球时分到的一个号码,再没变过。那时他的角色不是冲到最前边的前锋,而是中场控球,这与他一贯的淡然性格相符。 现在还能看到他在许多场合比出“6”的手势,在粤语里,“乐”和“6”发音相似,他因此又被新涌现的粉丝们称作“六叔”。 余文乐已经从“鲜肉”自然过渡到“六叔”,除了年龄这样不可逆转的变化,他还是会极力阻止其它事物也发生变化。“因为我已经面对了很多的变化。”他皱眉,抚着茶几上的烟盒说,“你知道演员这个职业……” 就跟他创立的品牌MADNESS的寓意一样,演员也是疯狂的:“我觉得每个演员都很情绪化,演员就是一直在摆弄自己情绪的职业,所以好演员都是疯子。” 余文乐是好演员吗? 追溯他和香港电影的联结,是从林岭东的惊悚片《目露凶光》开始的。 18岁的余文乐觉得银幕上的刘青云十分可怕:“这个导演怎么能把刘青云变成那个样子?” 第四部片子是《无间道》,余文乐星途平顺。但给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也就停留在电影圈内甫一露面就技惊四座的清秀少年——《无间道》里的陈永仁。他同梁朝伟一齐扮演的卧底警察,那种人性的挣扎,拿捏得适度。 如果一切顺利向前,没有什么坎坷变化,人人都觉得他是影帝接班人的猜想也许真能实现。 但10年过去了,直到接了彭浩翔的两部《志明与春娇》,余文乐才因为典型港男志明的角色,重新成为引起共鸣、有热度的演员。 中间,他有过30岁前誓拿影帝的幼稚豪言,也一度怀疑自己已经过气,去跟不同的导演倾吐焦虑。 余文乐曾乐观地描述当时导演们的反应:“刘伟强比较像骂儿子,麦兆辉像骂学生,黄秋生像教小朋友的那样解释给我听,他说,要专心、不要那么冲动,很多东西要思考。” 等真正过了30岁,他才慢慢有了思考过后的结果:自己不喜欢变化,可唯一不变的也是变化,没人能阻止。 他现在更喜欢别把自己逼得太狠的那种状态,放多一点时间集中在某一个作品上:“很多方法都可以达到终点,看你自己选择什么路。” 天天想的结婚 2016年,余文乐选的路是真人秀节目。 “宇宙CP”的热潮从春天一直火到夏天,关于年龄和身材的那段经典对白,余文乐在微博上被赞了90多万次。 他现身时恰好是最后一期《我们相爱吧》播出的日子,我问他,什么东西促使他决定要参加真人秀,他回答说:“我参与这个节目只有唯一一个原因,就是我发现,我过往15年都是在演别人的角色,没有做过自己。” “那,剧本呢?” “完全没有,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当下的第一反应,也是当下的一个情感。我反而觉得很不习惯,所以过程并不是那么简单。” 第一期节目里他放出的宣言也是真的:“想结婚,想有家庭,想有小朋友。” 其实5年前他就嚷着要在30岁前结婚,现在,在越来越多的场合,他更毫无忌惮地提起这个话题。 除了羡慕很早和自己好友结婚的妹妹,余文乐内心其实住着一个“old man”,老派绅士,憧憬大家庭的稳固氛围。 真人秀里,他跟周冬雨一起坐缆车,说起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在香港房价最贵的半山买一间大房子,让全家人搬进去。 住在植物遍地、空气新鲜,还能饱览维多利亚港的半山,在他家族还没中落的时候,不算不能实现的梦想。那时父亲在内地开皮革厂,有3000多名员工,他是“少爷仔”。 但1997年金融风暴来袭,生意失败,家庭经济发生巨变,最差的时候,他见过父母因金钱瓜葛吵架。 因为父母回内地开厂,小时候他和姨妈住在一块儿,感情深厚。在作客黎芷珊主持的节目《最佳男主角》时,被问到最对不起的人是谁,他突然流了眼泪:“我姨妈,自幼同姨妈住,由她照顾,可惜当她离世时我没能及时赶到跟她告别,令我好遗憾。” 与父母分别的这段十岁到十几岁的青春期,是他最自卑的时刻。去当兼职模特儿时,要出巿区试镜,由元朗到港岛,来回车费要30元,因为没把握能一定拿到工作机会,又不愿负担这笔钱,干脆就不去了。有时候花30元买张VCD,躲在家看戏,为了能玩耍又不花钱,他才爱上打篮球。 等到20多岁,他有了名气,开始买5万元的劳力士、70万的奥迪旅行车,几十万的衣服,但都是虚荣,弥补小时候的梦想。直到23岁,真的买了房子给家人,才真正体会到对男人来说,靠自己努力会拥有的一种成就感。 家庭曾经带给他的分离反而让他更迫切地要走入稳定的婚姻:“天天想。天天想的时候老天爷不会答应你,都是这样。”就跟香港《大内密探零零发》里的情节一样,刘嘉玲找不到周星驰送她的那颗夜明珠,对方安慰说:“世事都是这样,你越是急着找一样东西呢,他就偏偏不让你找到;你聪明的话就根本别找,它就会自己慢慢地出现了。” 他说自己每次回想起上边熟悉的画面和对白,就对自己说:“不就是找夜明珠嘛,夜明珠找不到,一直在找,你不找它的时候,就会出现。” “普通人”的嗜好 还没找到夜明珠,但余文乐在《志明与春娇》里演活了现代人的一种恋爱:一个普通的香港青年,有点儿贱贱的气质,但不招人讨厌,懒懒地跟春娇说道:“有些事不用一个晚上都做完,我们又不赶时间。” 更为重要的是,余文乐干脆在电影里创造了一种穿衣风格:衬衣、毛线开衫和黑框眼镜,像是从香港街头信手拈来的装扮,被后来的粉丝称为“志明风”。 余文乐的潮流形象深入人心。2010年他创立个人品牌COMMON SENSE(CMSS),今年10月,他的另一个品牌MADNESS要开到北京三里屯,有了第一家实体店。 有人说他也是明星玩跨界,要做商业,他反驳说:“其实我并不是太会做生意的人,我只是一直追求我喜欢的东西。那就顺理成章地一步一步走下去,想到开店,想到北京,想到这个地方,就是这样自然而然的去发生。” 他喜欢的东西太多,除了篮球、车、时尚,还喜欢画、旅行、设计和建筑,对很多东西感兴趣,保持着好奇之心,但又因为好奇的实在太多,没法一一精通。这种气质让人忍不住跟他的微博签名对照起来:“一个嗜好太多能力太小的普通人。” MADNESS成立了两年,刚开始,只有包括他在内的三个人去做这件事,到现在差不多将近30名员工。从第1件到第100件,都是他亲自来设计。 至于未来计划这种东西,他并不迫切:“已经很快了,不需要太快,我怕很快出现,很快就没了。不是今天这个东西很受欢迎,我就重复做,赚取更大的利益。我喜欢细水长流,希望把时间放在这个品牌上,做好一点自己的东西。” 这跟他对演员这个职业的定义一样:不要两年、三年,像烟火一样,爆完就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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