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审批权或临“阵痛期” 须防产能过剩恶化

继上月首批先行取消和下放71项行政审批项目后，中国国务院近日再次取消和下放117项行政审批项目，系列改革举措在被舆论看好的同时，亦引发一些担忧——权力的下放，会否触发个别地方的投资冲动，从而加剧国内本就十分严重的产能过剩？

考虑到近年来国内多个行业产能过剩的现状，上述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不仅传统产业出现大规模产能过剩，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亦未能幸免，2011年，太阳能光伏电池组件产能已达35GW，占全球产能的60%，但产量只有21GW，产能利用率60%。

“光伏业的产能过剩，不仅造成了巨大的能源、资源浪费，也是欧美对华光伏‘双反’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宋泓对中新社记者说。而光伏困局，仅是中国全面性产能过剩的一个缩影。

产能过剩的背后，固然有消费结构升级与外需不振等因素，但毋庸讳言的是，政府行政力量推动产业发展是造成这轮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部分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冲动造成了很多投资活动的异化，从而造成了产业雷同，助推了产能过剩的势头。”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曹建海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分析。

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引导下投资活动的异化，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难以遏制的投资冲动。“有理由相信，下放审批权后，短期内市场和社会将面临一个阵痛期。”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而产能过剩的反弹，很可能便是这一阵痛期的主要症状之一。

尽管如此，作为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一环，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的步伐显然“停不得”。“我们不能因为害怕落后而去保护落后，这样显然是因噎废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对中新社记者说，“下放行政审批权力的目的在于降低企业的出生和成长成本，这种改革方向无疑是需要坚持的。”

对于下放审批权后可能出现产能过剩恶化的担忧，曹和平认为“不必过分担忧”。他称，相较于以往行政审批权“高高在上”，地方政府的权限不足、掌握信息不够全面，极易导致一些决策的短视与盲目。下放审批权后，上述不足均得以不同程度的弥补，一些诸如盲目重复建设等错误决策有望得以自动修正和遏制。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韩秀云则试图从资金层面打消舆论的疑虑，她称，资金的匮缺是当下很多地方政府面临的困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在当下中央加强地方融资平台管理及严控金融风险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必然有所收敛。”她说。

“审批权的下放并不必然导致产能过剩。”韩秀云认为。但她同时称，这需要相关监管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谈及监管，曹和平建言，在审批权下放的同时，应将相关的监管权力“从某些行政部门集中于各级人大、政协。这样才能保证监管的有效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