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方药和疫苗销售过程中，GSKCI下属各药品生产企业、与经营相关的各部门全面参与，建立自营药品销售、外包药品销售、“冷链”(疫苗)销售、大客户团队销售、危机公关五条“贿赂链”，形成了医药代表贿赂医生、地区经理贿赂大客户、大区经理贿赂VIP客户、市场部贿赂专家、大客户部贿赂机构的贿赂网，贿赂销售行为涉及全国各地。

最新侦查情况表明，2010年以来，因肝炎药“贺普丁”专利药资格到期、大量国内仿制药即将大量上市，GSKCI先后实施所谓 “长城计划”、“龙腾计划”，行贿数千万元，并明确要求不得采用国产同类药品。实施“长城计划”后，不少医院不再采购贺普丁国内同类药品。

猫腻藏于“转移定价”/

GSKCI的经济犯罪动机，离不开牟利，这一点在大手笔行贿后需要消费者来买单，即提前将贿赂成本预先摊入药品成本中，最高超出其他国家7倍的药价由此而来。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公安部获悉，长久以来，GSKCI在中国销售的药品大多冠以海外原研药名义，在药品进口前通过转移定价的方式，增高药品报关价格，在将巨额利润预提在境外的基础上，设定高额销售成本用于支撑贿赂资金。由此，GSKCI药品在中国的价格远高于其他国家。通过贿赂销售，GSKCI的主营业务收入实现了逐年攀升，从2009年的39亿余元，增长至2012年的69亿余元。

在此期间，马克锐等犯罪嫌疑人组织其财务部门，采取在GSK内部虚假交易的手段，将在中国境内的绝大部分违法所得作为采购成本转移到境外预设的公司结算。其巨额贿赂成本及违法所得，实际上都通过虚高的药价转嫁给中国的病患人员和国家财政承担。

进一步推敲GSKCI的高药价源头，猫腻藏于其特定的“转移定价”过程中。

多名涉案的GSKCI公司高管供述，新药进口到中国前，公司便会启动如下的“倒推计算”价格过程：首先开展国内市场价格调研。一是参考其他跨国药企相同或者相近的药品确定价格；二是如果属于原研药，“想卖多高的价格就定多高的价格”，再将价格报给GSKCI公司财务部。

随后，GSKCI将定价需求报给GSK总部的TP中心 (全球价格转移中心)，计算出成本价和在中国进口的口岸价。等到TP中心认可后，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按照总部计算的口岸价进口药品，这时口岸价已远高于成本价。

在药品进口后，GSKCI公司按照已经转移定价的口岸价，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单独定价，发改委依据申报资料，以口岸价为基数批准GSKCI在国内销售的药品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