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过程也叫转移定价。”犯罪嫌疑人之一、原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副总裁兼疫苗部总经理陈洪波说，这是跨国公司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一种主要方法。在原产国分公司把要赚的利润确定好，把确定后的(原产国)零售价作为销往另一个国家分公司的成本价。在这个基础上，再实行一套价格策略，确保在另一个国家能够盈利。

在外包药品销售贿赂链中，GSKCI为规避贿赂销售法律风险，以支付推广服务费形式将药品外包给江苏泰陵医药等7家公司代销，并全盘复制其贿赂销售模式通过其对医生行贿；疫苗销售贿赂链中，为在销售终端打压竞争对手，实施“冷链”计划，出资1300余万元采购小汽车、电视机、电动车、摄影摄像器材等非医疗设备，根据疫苗销量，向疾控中心和疫苗接种点客户行贿。

上述一系列为抢占市场份额，进而通过贿赂设置排他性障碍，提高药品市场销量的操作手法，与预选摊派成本至药品成本的做法 “互相呼应”，双向互动，将GSKCI一步步推向经济犯罪的深渊。

倒逼外资原研药政策改革/

GSKCI的经济犯罪事件，正撬动决策层降低原研药超国民待遇的预期。

早在去年底，一位卫计委政策研究专家向大智慧通讯社透露，国家正在推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意在保护优质仿制药，“仿制药与原研药一致性无差别后，则没有充分的依据证明单独定价，所以单独定价资格要取消”。

卓创资讯医药行业分析师赵镇认为，政策层面长期对原研药价格高企持容忍态度，与现阶段国内的大部分仿制药质量难达到原研药的水准有关，这也是管理层难以下定决心的一个原因。

长期以来，在我国与仿制药形成政策对比的是，尽享“恩宠”的原研药。原研药为中国独有概念，1993年中国开始实施药品专利保护政策，而在此之前进入中国市场的专利药缺乏法律保护，因此国家出台了这样一个追溯性的行政保护制度，使外资药企获得经济补偿，也鼓励他们把创新药带到中国。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孙志刚曾在全国招标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降低原研药的超国民待遇，让原研药与仿制药同台竞争，如果原研药价格降不下来，国家将会集中起来，统一由国家进行价格谈判，甚至会统一定价。

记者梳理发现，在去年密集的各省市基药和非基药招标政策中，都对原研药有所限制，甚至有部分省市的药品招标采购文件中，已取消了原研药招标中的单独竞标资格。

以山东为例，在去年的基药招标进程中，不止一家外企原研药放弃了基药市场。有市场观察人士表示，与国家发改委直接调低原研药的最高零售价相比，部分省份招标采购中不再保留原研药单独一个质量层次的做法，或将加速原研药的降价。

接下来，外企原研药面临的竞争在未来几年可能会更大，一是山东、江西、广东等地均对高价通用名药物有所抑制；二是各地医保资金压力以及医院控费等对高价通用名药的降价需求日益迫切；三是在各项政策和企业的积极推动之下，本土仿制药质量也在快速提升，并得到各界的认可。

未来专利过期的外资药将和仿制药在同一平台上直接竞争，已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政策大环境下，不愿降价的外资药企开始纷纷放弃招标。

中投顾问研究总监郭凡礼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称，原研药单独定价能推动药品创新，调动企业投入药物研发的积极性，因此取消原研药单独定价是不合理的。而仿制药取消单独定价资格有合理性，即其建立在原研药的基础上，成本上占有优势，影响了市场公平竞争，因此政策层面的推动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