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哄而上为哪般

越来越长的自贸区申报名单，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上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开发区热”。借着邓小平南方讲话的热潮，自1992年开始，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各地兴办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合作区、出口加工区、外商工业区、贸易保税区、金融贸易区等区域经济开发模式大量涌现。

据统计，至上世纪90年代末期，全国除由国家部、委、办批准的开发区达近200个之外，各省、市、县批准的开发区数目高达6000余个。尽管大部分开发区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巨大的正面带动作用，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条件不成熟的开发区匆匆上马，结果留下了不少至今都难以解决的后遗症。

更高标准的自贸区，显然不能再一哄而上、重蹈覆辙。“高层一再强调，要把防控风险作为重要底线，要在建设自贸区全过程都掌控好风险，努力排除一切可能和潜在的风险因素，这说明自贸区的试验是有很大风险的。”在王新奎看来，高风险意味着高标准，全国来看，当前真正能够符合“试验田”标准的地方屈指可数。如果违背经济规律地盲目建设，后果可想而知。

“尽管并没有明确规定，但外界对于‘若干’通常理解为不超过十个。”霍建国也认为，中央对上海自贸区的建设试验有其独特的定位和战略考虑，三中全会文件表述得十分清楚，即在推进现有试点的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的地方发展园区或港区，所以应正确理解条件是什么。

霍建国认为，首先应具备一定规模的国际贸易、服务贸易、投资领域的发展条件，才能考虑建立自贸区，所以各地不应盲目攀比，“未来新的自贸区应该对周边经济发展有带动作用，如果自贸区建起来后，只对本地有好处，经验不能复制，那么，它的试验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不仅如此，从以往的教训来看，如果自贸区项目过多，就会加剧竞争。而在压力之下，各地往往会本能地加大政策优惠力度，形成“政策洼地”，从而将制度创新这一自贸区设立的初衷抛之脑后。

对于这样的形势，地方并非毫不知情，但似乎依然阻止不了申报的热情。“这一轮开放的‘班车’，无论如何不能再落下。”采访中，一位西部地区地方官员的表白，既显示出各地方申报自贸区的急切，也透露出本轮自贸区热背后的缘由—除了高调宣布追求改革的姿态，更多则是“排队占位”的攀比心理。

“不管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起码在新一轮的开放平台上不能落后于别的地方，这是现在不少地方的真实心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向本刊记者表示。

采访中，商务部国际贸易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也向本刊记者表示，以前探索改革开放设立特区、开发区，建试点的经验表明，试点的地区往往发展快，而且不光当地受益，地方官员提拔也快，“因此，在此次自贸区申报热潮中，依然充斥着唯恐落于人后、将来在政策上吃亏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