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典未能治乱

即便已经用上最重的惩罚手段，但仍然未能止住民间集资活动。相反，所谓“非法集资”案件金额逐年增加，案件手段则逐年翻新。这表明，立法、司法手段并非民间集资问题的治本之道。

在全国范围内，非法集资类案件数量每年都在千起以上。以非法集资活动相对活跃的浙江、江苏两省为例，可知相关非法集资类案件的特征。

据浙江省高级法院的统计，总体而言，该省的非法集资类案件中，集资诈骗罪占比相对要低。2008年该省共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近200起，集资诈骗罪为40起。

受浙江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委托，浙江大学(微博)光华法学院李有星教授主持并承担的《浙江民间融资问题研究》暨《浙江省民间融资管理办法》(草案)课题研究成果中，收集了近年来浙江非法集资案件的相关数据。

从地域分布来看，这类案件的发生数量与经济发达程度呈现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如2010年，浙江省全省共对非法集资类案件立案206起，其中GDP排名前列的宁波、杭州，立案数量亦位居前列。

在非法集资类案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是主要类型。这两种类型的区别在于：相较而言，集资诈骗案件的数量少、影响的人数和金额都较小，但造成的损失率远高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究其原因，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往往根据事后造成的损失来倒推“非法占有目的”，因此，造成较大损失的案件往往便被定为集资诈骗罪，而损失较小的案件就被列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