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DCD能有力推行，中国器官移植中器官短缺的问题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上述专家表示。

黄洁夫说，我国尚未建立起一个国家级的遗体器官捐献体系，公民死亡后“捐献无门”，在我国“脑死亡”尚未立法的客观条件下，器官捐献工作宜实行民众自主自愿选择死亡标准，管理层面仍以心死亡为统一标准为宜，即推广DCD。

同时，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的数量也并不多。相关数据显示，从2003年到2009年5月，中国内地仅有130位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截至2011年12月底，全国仅捐献163例，其中深圳51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