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消费驱动型社会

记者：过去大概十年的时间，经济危机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您觉得经济发展需要转型吗？

郑永年：中国经济发展当然是另外一个转型，出口型要转向内需型，这就需要建立消费社会。但是消费社会怎样建立呢？这就又回到刚才说的社会改革上去了。

中国人为什么老是存款，因为“房奴”、“孩奴”，需要解决住房和教育、医疗等保障问题。中国经济能不能取得可持续发展，取决于我们能否建立消费驱动型社会，这一点非常重要。依赖欧美肯定是错误的方向。中国的调整就需要建立消费型社会。说来说去，就是建立中产阶级。如果接下来几年能够把中产阶级做大，那么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也不需要“维稳”了。

记者：城市化是不是正确的方向？

郑永年：现在对很多城市的官员来说，他们关心的是土地的城市化，不是人的城市化。通过城市化把人家的土地剥夺了，这个更惨。现在有些地方城市化已经过度了，需要的是巩固，要把人的城市化放在优先的位置。

我觉得现在很多城市官员对于城市化没有正确地理解。他们以为城市化就是把城市做大。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农村人口还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城市化要和农村的建设齐头并进，而并不是说要把农民的土地拿过来进行城市化。否则土地城市化了，人倒还没城市化。有些地方已经过度了，造成了城中村，城市的农村化。欧美也一样，城市化并不是说农村就不重要了。过不了多少年，中国人就会怀念起乡村生活。

记者：现在要壮大中产阶级，瓶颈在哪里？

郑永年：从历史上来看，中产的壮大不外乎通过几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教育、医疗这些保障要做好。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中产阶级的确成长很快，但中国的中产阶级缺乏制度保障，今天的中产说不定明天就可能变成贫穷阶层。为什么呢？这个所谓的中产就是靠自己的存款，小孩上学了马上就变成了“孩奴”，买了房子就变成了“房奴”，一家人中有人得个重病，可以倾家荡产，因为没有保障。所以要把社会建设做起来，把社会保障做起来。另外一个就是企业的责任，让人们的收入慢慢增加。在有保障的情况下，人们的收入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