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富士康除了聘请大量的安保人员外，还会与每个刚进厂的员工签订一份“保密协议”，严禁把企业内部情况泄露出去，否则富士康将会追究刑事责任。

郭台铭日前在APEC峰会期间表示，“中国的年轻一代不愿在工厂里工作，他们想在服务业或互联网行业工作，或从事其他更轻松的工作。许多工人正转向服务业，而在制造业，（对工人的）总需求现在超过了供应。”

尽管富士康的基本工资已经提高了一倍，且“两班制”转成“三班制”，但这并没有改变其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简单枯燥、毫无技术性的工作流程，工人没有技能培训，工人在富士康难以得到工作能力上的提升。

这对于逐渐成为劳动大军主力的90后而言，是难以接受的——他们除了需要更多的薪水来支付比父辈丰富的业余生活，还需要更多精神方面的重视和照顾。因此，虽然富士康从深圳等沿海地区搬到内陆，工资水平也增加了一倍，但还是不断在各地新厂区遇到用工荒。

以往富士康最吸引地方政府的优势，正面临瓦解。不断出现的麻烦，还占用了大量税收优惠、信贷优惠、土地优惠等，虽然短期迅速提升了当地政绩，但政策资源的不平衡很快就显露出来，地方政府盼望出现的靠富士康带动的产业升级也没有出现。

最突出的就是产城融合问题。由于过分强调园区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使得园区生活功能滞后于生产功能，城市功能滞后于生产功能，致使园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这也为诸多不稳定因素的爆发埋下引线。

如果问题和麻烦仍然无法制止，富士康可能会从座上宾沦为扫地灰——没有哪个地方政府想看到罢工、暴乱在自己地面上不断出现。而撤出的富士康留下的只是一座座空洞的宿舍和荒废的厂房，留不下技术也没有产业集群的形成——供应链像候鸟一样追随富士康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