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指出，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本身来看，它和债务规模以及债务自身结构有关。一方面，若一地债务总量和地方财政收入之间的比例偏高，则偿债风险就偏高；另一方面，若一地地市级以下的地方融资平台占比较高，则风险也偏高。因为一般地市级之下的融资项目很多属于银行的限制贷款项目，效益也较低。

赵全厚指出，这两年，少数地方债务风险爆发的教训说明，恰恰是一些城市，由于对现金流估计过于乐观，实施过于激进的债务战略，使得负债率过高。如一些西部城市对优势资源估值过高，或者一些东部地区青睐于城市整体搬迁的“造城运动”，或者一些欠发达城市将大量资金投向光伏等新兴产业；一旦资源价格剧烈波动，或者经济增速大幅下滑，或者光伏产业出现产能过剩，这些城市的地方政府都将面临较大的债务风险，这些“债务陷阱”都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要极力避免的。

针对地方政府债务的隐患，各地政府在各自的2013年的预算报告中，也提出了一些计划中的对策。《关于云南省2012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3年预算草案的报告》就提出，“及时补充偿债准备金，有效应对偿债压力。逐步建立债权债务人对账机制，改进完善地方债务统计报告制度，加快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管理和风险预警机制，有效防范和降低政府债务风险。”

“补充偿债准备金等机制肯定能够化解一定的流动性风险，但根本上而言，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是在于建立有效的地方政府举债激励约束机制，即约束地方政府举债冲动，使其量力而为。”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指出。宗良则建议，未来可进一步尝试将地方政府自主发债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两者有机结合的方式，这样多元化的举债方式更有利于政府债务的期限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