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的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过剩国家。现在则不是这样，部分原因是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特别迅速：自从改革开始以来，中国经济实际增长了20多倍，现在城镇人口已超过一半。另外，中国的低出生率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15岁至64岁）将在2015年达到9.96亿的峰值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研究员蔡昉的一篇论文称，“自2004年以来，沿海地区的民工荒逐渐演变为普遍的招工难和涨薪潮”。蔡昉的论文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其结果是实际薪资上涨和利润缩水。

中国现在正处于刘易斯拐点。一个结果是，在投资率一定的情况下，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将更快上升，回报率也会更快下滑。实际上，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就有一些有力的证据证明资本密集度在不断增强。前世界银行(World Bank)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s)表示，中国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不断上升（而非“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1978年至1994年间的45%升至1995年至2009年间的64%。

这一点必须改变。中国经济增长必须由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将保持利润）来推动，而非资本与劳动力比率的上升（这将造成利润下滑），尤其是在目前实际薪资水平正迅速提升的情况下。鉴于收入分配不公，利润出现一些下滑是合理的。但如果幅度过大，它将破坏潜在增长。

转向由技术进步推动增长的模式并非易事，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国家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中国现在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并决心到2030年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这需要深化改革。最近由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一份值得注意的报告* ，对这些改革措施做出了阐述。这些改革措施将会对既得利益者造成冲击，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这肯定也是温家宝看重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行艰难的改革，从而在未来20年维持经济增长，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长期挑战。美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at New York University)教授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在会上指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面对经济硬着陆的短期风险。中国政府为今年经济增长设定的目标是7.5%，今后五年的增长预期目标是7%。一定程度的增长放缓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增长放缓，高得惊人的投资率也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