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岩

近日，深圳市《关于廉洁城市创建中诚信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在官网上征求社会意见。《决定》提出建立“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度”，即在公务活动中推行责任到人、记录在案、问题倒查的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

事实上，这一规定在立法层面并无新意。《公务员法》就规定，公务员存在违纪行为的，可进行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除了违纪，《刑法》亦对公民的犯罪行为有所规定，其中自然包括公务员。理论上说，只要不超过追诉期，公务员对其公务终身负责，本身就是法律的已有之意。

虽然该规定并无新意，却依然能引起公众广泛关注，主要是与政府长期以来的问责乏力有关。而对公务员的问责当中，大量使用政府序列中的同体问责，而非人大、司法等方面的异体问责，是问责乏力的重要原因。所以，如果此份《决定》真要有所创新，笔者建议其能在监督主体上下功夫，将异体监督作为落实官员终身责任的保障。

在中国，公务员中普遍存在“安全到站”的说法。亦即，一些公务员虽然存在违纪违法甚至受贿等犯罪行为，但到了退休时若无人查办，只要不牵涉到一些在位官员的案件，则基本意味着摆脱了追查。可以说，正是由于“安全到站现象”的存在，才导致官场的“59岁现象”——趁着退休前“最后捞一笔”，造成了社会和公益的损失。

其实，“59岁现象”恰恰与行政问责中普遍使用同体问责有关。所谓同体问责，就是在行政机关内部，上级对下级的问责。在中国，由于施行等级授职制，下级官员的权力来源于上级。所以，若要打动上级，下级的政绩必不可少。与此同时，下级的政绩又构成上级政绩的一部分，上级需要下级的政绩，去讨好上上级。就这样，上级与下级，上级与上上级之间，就存在互有所求的共同利益链。

由于存在共同利益，下级官员的一些违纪甚至犯罪，往往是为了完成上级的政绩。不难想象，存在这样共同利益的上级对下级的问责，结果将多么无力。可以说，只要是行政序列内的问责，上、下级之间都无法逃脱“球员兼裁判”的困局。与同体问责相对的是异体问责。即，使用人大、司法等非政府部门，对政府官员的违纪、违法和犯罪行为进行问责。由于监督主体与政府并不直接存在利益关系，异体问责更易“动真格”。

所以，如果有地方肯通过立法，为异体监督提供实施保障和便利，也不失为一次具有创新性的试验。依此角度来看，虽然深圳的《决定》提出“终身责任”的概念并无新意，但目前《决定》正在征求意见阶段，具体细则尚待制定。如果能在保障异体问责上突破制度壁垒，不失为一次有益的民主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