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有罪吗？

这是潘毅和调研团队经常被媒体和圈内部分学者质疑的问题。

首先，富士康的自杀率与整个国家或某个城市的自杀率相比，并不过分。那些自杀的新生代工人，究竟是因自身脆弱还是工厂压榨而选择不归路，也很难通过调查给出明确判断。更何况，富士康作为中国代工厂行业中的头把交椅，其福利待遇、劳动合同覆盖率、工厂硬件设施、不拖欠工人工资等做法，在行内可谓表率；而报告中指责富士康的部分问题，比如工人自杀、强迫加班、工作意义感过低、自我存在感淡薄等，也并非富士康独有，在其他小厂中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为什么单批富士康？

“世界工厂模式下，单独质疑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公平。挑选标准在哪里？“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国内知名社会学家这样对本刊说。

类似“搞垮富士康有什么好处“的质疑，并不只来自团队外部，调研成员之间也就此多有争议。清华大学的几位学生最终因与大部分人意见不合，退出调研。

潘毅对这些内外争议倒是颇为乐观。在她看来，在“血汗工厂”的问题上，有争议要比没争议好，社会参与要比达成共识更重要。

“我们没有要搞垮富士康”，潘毅说。从始至终，他们的调研团队始终坚持与苹果和富士康联系，希望得到回应，但事与愿违。

“我们生活在一个‘比惨’的时代，一定要找到最惨的，才觉得批判具有合理性”，在潘毅看来，富士康确有行业普遍性问题，但也有其独特问题，比如军事化管理模式很不人性；富士康不是行业里最差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它的运作方式就一定正确，不能被质疑。

也正因富士康在代工业所处位置，也使其成为全球资本产业链在中国延伸的最好案例。其规模庞大所造成的层级分明、绝对服从的管理体制，使“劳动的异化”在这里得到确切体现。

因此，无论从社会影响，还是学术价值来说，富士康想逃离一个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敏锐视野，似乎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长期调研，使调研队成员成为富士康不少工友愿倾心交流的对象，日常联系也为调研提供了随时获知厂内近况的机会。调研员对本刊转述了来自工友的有关FLA调研的最新消息：厂方对在FLA调研过程中“出岔子”的工人和部门将采取“六级连坐“的惩罚制度，或可累及厂长级别，而以前的工伤事故不过是“三级连坐”；接受FLA问话的工人，不排除被监视的可能。苹果公司主动开启的这次调研，因此饱受质疑。

而富士康的生产模式背后，正是万众瞩目的苹果公司。

该团队刚刚发表的第三份调研报告《富士康，你改过自新了吗》中显示：一部售价为549美元的iPhone，苹果公司获得其中58.5%(321美元)的利润，而中国代工厂富士康的所得利润仅在1~2%之间，约为10美元；分给中国工人的利润只会更少。iPhone，iPad的全球热销和惊人利润只会刺激苹果在短时间内将越来越多的订单压到富士康代工厂和年轻工人头上。

有评论说，没有这些订单，这些年轻人可能连工作都没有。但是不是因为苹果和富士康给他们工作，他们就该承担合理性有待商榷的“保密协议”、无节制的加班和尊严感意义感的丧失？换言之，资方支付的工资是不是足够“多”到能买走他们劳动的同时，也能“买”走他们的自由和尊严？这是潘毅和调研团队成员们一直试图让外界思考的一点。

在潘毅看来，苹果和它的代工厂富士康，绝非孤立的个案。

二者作为全球资本扩张的优秀代表，其他资本若想生存，势必会模仿其模式，否则没有竞争的可能。潘毅这位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对“苹果和富士康这样具有标示性的企业”的复制，是很可怕的。

“中国早已过了劳动力无限供给且欢迎一切资本的时代。在大陆已有100万劳动力的富士康，若想进一步推进其资本扩张，便会需要权力的帮助。以实习的名义征用学生工的问题和不合理征地的问题就会应运而生。一个社会靠资本主导，且主导的力度越来越大，最终的后果便是没有制约力量，直至打破社会的最底线”，潘毅眼中“一个社会的最底线”，便是人的尊严。“富士康模式让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把人的工作意义感和生活意义感都磨灭掉了，越发展就越没有尊严”。

学界的挺潘派也为数众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工人与劳动研究中心主任佟新，在对本刊高度评价这场旷日持久的调研时，也给出了类似的点评： 不排除新生代农民工或许会有心理承受能力偏弱的问题，但至少公众该明白他们承受的压力背后是有社会结构性原因的；如果非要说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有问题，那问题就是，这帮孩子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富士康只是一个靶子，潘毅他们在做的，是揭露跨国资本在中国的真相”。

潘毅和她的调研团队对本刊说，支持他们坚持调研两年的动力，其实来自三个愿望：

一个是希望集合了前两份报告精华的《我在富士康》能在大陆顺利出版，里面有很多指导工人自我保护的专栏，希望富士康的工人们能人手一份，起这个名字就是为了让他们觉得亲切；一个是希望消费者们明白，联合一下去思考产品背后的伦理问题，可以督促产品在人道的环境下生产，因为消费者的身份本身即是一种武器；此外，是希望苹果和富士康这样的跨国资本表率能出让一部分利润给工人，来带动整个行业用工环境的改善，“其实工人要的并不多，也不过分”。

“我其实很贪懒”，不惑之年的潘毅笑言自己常有退休的念头。“但是富士康这个问题，我们几个不跳出来也没人跳出来。会有一种使命感”。这位关心底层工人命运的女学者，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温和的挑战者。（来源：时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