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稳定经济增长的这个特定阶段里，最重要的政策手段不是过度放松银根，不是一味促进投资增长，而是依靠财政政策发力，切切实实地加大减税力度，使得结构性减税能够减到位。政府结构性地降低税负，降低企业负担，让利于民，意在长远。减税在短期内会导致减收，一旦减税效应发挥出来，带动居民消费的扩大和民间企业的发展，未来的税收总量必然会持续增长。这也将是一个积极的、良性的循环过程。

现在的问题在于，认识减税的现实意义不难，难的是到位的减税似乎存在不小的阻力。是减税没有空间吗？不是。尽管GDP在减速，但不意味着减税没有现实条件。从相关债务指标看，我国包括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在内的政府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到50%，而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60%，这当中尚有空间。研究表明，转轨以来的政府赤字率长期在3%以内，与国际警戒线相比，目前赤字率也在安全区间内，适当增加赤字率，并无大碍。

另外，政府公共部门的行政运行成本长期居高不下，这当中也大有压缩空间。可以看出，减税不单单是一个政策手段问题，这当中也包含着利益的博弈。博弈，即意味着会有冲突，有争斗。倘若减税只是一个口号，或如毛毛雨般轻洒几点，又能产生多少实质意义？

稳定经济增长的另一大动力来自改革，倘若财政政策的到位能够与切实的改革结合起来，会更让人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类似“中国将把世界经济拖入衰退”这样的疑问，也必然会成为伪命题。

当前，改革的主要目标，包括收入分配体制的变革、破除垄断利益、降低市场准入、发展民营经济以及促进金融转型，等等。变革分配体制，将使中低收入阶层更能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破除垄断体制，将激发民间的活力；促进金融转型，则推动行政主导型金融体系转向市场主导型金融体制。这些改革将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以确保中国经济的巨轮能够安然航行于大海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