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买一套上世纪80年代的二手房，在上海一家民营企业工作了近6年的陈女士折腾了很久。

“首先，我和我先生不得不打破原先的计划，提早去领结婚证，还得算上双方父母沟通的时间成本。其次，我和我先生要各自抽时间回老家，到当地有关部门开具无房证明。由于我先生在老家有房产，还得花费开支将他名字从房产证中移除。再次，我们又分别在单位、上海的社保部门开具收入证明和社保缴费证明。”5月7日，陈女士对《国际金融报》记者介绍，“前前后后经过两个月时间，才终于用首付将这套老房子拿下。”

在她看来，纷繁复杂的手续虽然是现行的房地产政策所致，“但我也偶尔感慨，如有上海户籍，程序还会这么烦吗？”

对于陈女士来说，稍感欣慰的消息是，5月6日，国务院有关会议再次强调，“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进人的城镇化，研究新型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居住证管理办法，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相关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制度。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不过，有关专家昨日在接受《国际金融报》采访时强调，“在城镇化大背景下，中国的户籍制度肯定将朝更有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方向改进。但这个过程肯定是渐进式的，且肯定会在县级市、地级市不断试点、深化，而真正要打破大城市的户籍问题，或许还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

城镇化契机

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随后的发展中，又产生了“常住”、“暂住”、“迁出”、“农村户口”、“非农户口”等一系列耳熟能详的户籍概念。但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逐渐有两亿多人在户籍所在地之外的城市学习、工作或创业，他们也愈发感到了现行户籍制度的不便利。

“房子是第一件麻烦事，之后，或许还得为子女教育、医疗等烦恼一把。”陈女士说。

“现在来看，实施了50多年的户籍概念确实显得不太合时宜。”调研多年户籍制度改革的区域经济专家徐长乐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简单的例子，即使你开车技术再好、对路线再熟悉，假如你不是上海户口，就没法在上海的出租车行业开车。抛开政策因素，这客观上剥夺了一部分外来务工人员打工赚钱的权力。”

纵向比较，不得不承认，中国官方确实在推进改革。2001年，《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就提出了县级市户口迁徙标准，但范围还相对较小。2010年，户籍制度改革又被列入当年的九大重点改革任务之一，随后还于2012年2月23日出台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在县级市之外，又加上了“设区的市”开放户籍迁徙。

“在此基础上，现在户籍改革实际上迎来了更好的推动契机——中国城镇化。”徐长乐认为，“官方多次强调，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那么，就必然会推动两方面的改革，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

1月1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国家粮食局调研时强调，“要深化企业、财税、金融、户籍、土地管理制度、价格等改革，释放发展的巨大潜力、源头活力和持久动力，最终使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得到红利、收到实惠。”在去年12月底，李克强也说，“推动城镇化，把农民工逐步转为城市市民，需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为户籍减负

那么，又该如何用好城镇化带来的改革契机？

有观点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就在于剥离附加在户口背后的各种利益，“把隐藏在户口之后的劳动、人事、工资、物价、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等诸多制度与户口脱钩”。

《人民日报》2011年的观点与之类似。“接下来的户籍改革，关键是给户籍‘减负’，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诸多利益，降低其‘含金量’，通过推进与户籍挂钩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相关领域的配套改革，实现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均等化。”

“仅站在大城市的视角看，目前确实在剥离，如异地高考在少数城市已经开放，社保体系也在逐渐全国联网。”徐长乐说，“但不能忽视的是，中国就上海、北京、广州等几个大城市，且仍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口流向这些城市。因此，各方面资源过度集中的现状很难在短时间改变。”

《人民日报》援引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的话称，就现状而言，中国中小城市的投入明显不足，“如不能解决投资取向的问题，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的状况不能得到改善，户籍所附带的社会福利属性无法根除”。

对此，徐长乐认为，现在较为可行的举措是，“以条件换条件”。

“一方面，完善现行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将其与户籍制度一定程度的捆绑。在为城镇化做贡献的同时，获得理应的城市户口。”徐长乐说，“另一方面，除了已可以通过买房落户等手段解决落户问题的县级市和部分地级市之外，大城市仍须设定必要的‘门槛’。比如，当外来人员确实为城市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就应该给予户籍的奖励。因为，一旦不设置门槛，不仅城市财政难以负担，对父辈和祖辈为上海作出牺牲和贡献的上海本地居民，也不完全公平。”

但随之而来的争议是，一方面，地方政府和中央财政有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完成农民向城市居民的转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课题报告称，推动城镇化，一个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为8万元，而现在中国却面临着地方债的风险；另一方面，设定的门槛又该怎么鉴别，如何权衡外来务工者、本地居民的利益诉求。

对此，一位来自境外的观察人士曾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在纷繁复杂的利益面前，中国户籍改革只可能“是渐进式的”，不会一蹴而就，但相关部门仍须有坚决改革的决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何宇鹏则对媒体表示，今后可以通过实施居住证制度，梯度赋权，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实施居住证制度，要固化农民工已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按居住证持有年限，逐步增加未享有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居住证持有到某年，无论落户与否，即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基本公共服务”。

而业内人士认为，最关键的还是“由说到做”，真正切实地进行户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