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中国税制结构导致高物价

　　“讨论中国境内外产品价格倒挂或不均衡，讨论中国境内产品的税收对推高物价的作用，并不能从中国的宏观税赋水平中去寻找原因，而要从中国的税制结构中去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在论坛中指出，税收和物价之间虽有一定联系，但高税赋不一定导致高物价。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高物价是由不均衡的税制结构所造成的。

　　高培勇表示，目前中国的宏观税赋水平，即使按照最宽口径计算也不过就是34.5%左右，而整个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宏观税赋水平超过39%，像北欧等国家更是达到50%以上。可以说，中国的宏观税赋水平并不是世界最高的。

　　那么为何当前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赋水平过高，导致境内外物价不一致，进而推动了物价水平的上升呢？高培勇首先从税收和价格的联动机制进行了分析。

　　他介绍说，并不是所有纳税人缴纳的税收都会进入价格，而是只有生产税才会进入价格统计。在进出口环节，很多商品的流转税会被退掉。但是因为税制结构的不同，当中国制造的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时，退掉了包括增值税、消费税等在内的将近50%的税收，而对方只对这个产品征收相当于他们国家20%或30%的流转税。此时，因为所加入的税收额度有所差异，境内外产品之间的价格倒挂现象就有可能出现。

　　中国进口商品时同样也出现这类情况。高培勇称，税制结构的差异会带来税收和价值之间关联度的差异，也会带来税收对价格影响力的差异。

　　此外，中国的税收制度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由企业缴纳，走价格通道”。中国的全部税收收入中，90%以上的税收都是由企业缴纳的，并由企业通过价格通道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便形成了税收增长和物价之间的高度关联。

　　高培勇认为，中国的这样一种税制结构是和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税收制度的演变轨迹直接相关的，更重要的是和中国目前的税收管理水平高度相连。“中国目前在税收上的管理结构很简单，就是税务局管单位，单位管个人，脱离了单位这样一个过渡地带，税务局难以直接面对作为自然人居民的纳税人。”

　　所以他建议，要想摆脱或弱化税收和价格之间的高度关联，就要增加直接税的占比，降低间接税的占比，即增加由个人缴纳给政府的税收比重，相对减少企业缴纳给政府的税收的比重，从而使中国的税制结构求得均衡，并与世界对接。

　　“这也是当前有关税收改革的顶层设计思路中的一个焦点所在。”高培勇说。

　　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中国经济还有下滑空间

　　“在国际经济形势和进出口不确定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还有进一步下滑的空间。”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在谈及中国经济未来走势时这样表示。

　　他认为，从中国经济增长来看，投资趋势明显，消费趋势稳定，但国际经济形势和进出口在目前的不确定性很大。一方面，现在世界经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刺激政策推动的复苏，而随着各国刺激政策相继结束，新的增长点若没形成，世界经济即将进入增长动力转换时期的振荡状态。

　　另一方面，日本核危机以及中东、北非的动荡加剧了世界经济下滑而物价上升的趋势。日本核危机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退核浪潮，导致在未来三到五年里，能源的供给紧张。北非、中东作为德国主要的出口地，近期的危机将影响德国，进而是欧盟经济的复苏。更进一步，如果危机扩大，国际石油价格将可能在120美元之上波动。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经济还有进一步下滑的空间，第三季度经济下滑幅度将更大，甚至存在低于9%这一潜在水平的可能。

　　宋立还分析了未来物价趋势，在他看来，接下来的物价虽然可能出现曲线式的下降，但是总体来说今年的物价形势还是“前高后不低”。因为除了食品的新涨价因素向下之外，其他所有的新涨价因素都是向上的，这意味着由食品推动的涨价因素过去之后，由非食品推动的价格上涨可能会到来，这决定了物价不会随着翘尾因素的结束而急剧下降，而是一个曲线式的缓慢下降过程。

　　“下一步的经济就有可能是经济增长低于潜在水平，而物价增长高于适度接受的水平。”宋立说。

　　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宏观政策需要观察、调整、分化。宋立说，从现在的形势来看，由于经济往下走，未来可能还要继续往下走，似乎进一步紧缩的必要性不是太大了，经济走势到了观察时期。

　　宏观政策可能需要适当调整。之前采用的政策都是需求管理政策，现在要关注的是劳动力成本的变化，食品供应体系的变化，国际上流动性造成的输入性通胀压力问题，这些都是供给方面的冲击，所以政策下一步可能需要从供给方面做文章。

　　再次是政策可能需要分化。实现不同的政策目标，需要不同的工具，一个政策目标只能用一个工具。现在因为政策目标分化了，经济增长往下走，物价增长往上走，这时候必须对工具进行分化。下一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承担不同的角色，就是在货币政策内，反通胀的政策也不能触及到经济的增长，这意味着需要不对称地运用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