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地方政府或国资委掌控着654家上市公司股权，根据8月2日收盘价以及最新持股数量计算，地方政府和国资委持股市值有2.95万亿元，其中持有的流通市值1.93万亿元。这将成为地方政府偿债的主要来源。

由于地方政府债务大多用于投资，这些资金在生成债务的同时，也同时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资产，如果能够很好盘活这些资产，将会使政府获得一笔可观的现金流，从而缓解偿债压力。盘活这些资产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直接出售。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资产证券化。市政建设、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主要的投资项目，有稳定的现金流，十分符合资产证券化条件。

同时，应逐步拓展市场化的融资渠道，允许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适当发行地方债券，让有条件的地方政府自行发行市政债券。

事实上，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地方政府直接发行债券的可行性，并开始着手制定地方自主发债试点方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能是赋予省一级的政府发行地方债券。如果这样的话，将会极大地缓解地方政府的资金短缺困境。

预防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

上海证券报：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正在向政策预期的方向运行，经济增长速度也按照预期的计划逐步回落。那么，为什么市场上会出现对主动性调控硬着陆的担忧？

巴曙松：其一是PMI指数连续回落。从历史经验看，PMI作为先行指标，通常具有3个月左右的领先性。这既可以解释6月份工业增加值的反弹与PMI的回落之间的背离，即前者是同步指标，反弹是因为电力约束和日本地震影响的暂时缓解，而后者则是企业家基于未来预期所做出的反应。同时，PMI从3月到7月以来的连续回落意味着三个月之后，即6月份以后的经济景气度将开始回落。

其二是从局部地区的调研情况看，部分中小企业的资金问题已由前期的经营周转问题逐步演变成“借新还旧”的信用风险。5月份前后，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除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之外，主要是资金周转困难。然而近期的调研发现部分中小企业已开始借新还旧，流动性风险可能会演变成信用风险，并可能会对民间信贷、担保等影子银行体系产生冲击。

其三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拐点逐步呈现。6月份制造业投资增速由5月份的51%大幅下降至19%，房地产投资则由5月份的39%下降至6月份的25%，而基础设施投资则下降至9%。如果进一步考虑到生产企业对未来投资和产能扩张意愿及信心的下降、开发商资金的进一步趋紧、融资平台监管对地方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那么6月份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步大幅下降可能仅仅是一个开始。

其四，国际经济环境的动荡，以及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的走弱，都使得下一阶段的出口面临更为严峻的国际环境。

上海证券报：那么，政策上有什么防范措施？

巴曙松：按照目前的形势，下一阶段的政策应在保持宏观政策基调一致性的同时，增强宏观政策的前瞻性，关注货币政策和一系列紧缩政策的滞后效果，关注紧缩政策在不同地区、行业和企业的紧缩力度的差异，避免潜在的硬着陆可能性变成现实。

第一，紧缩政策应在控制通胀首要目标不变的同时，灵活调整力度与节奏，保持一定的前瞻性，防止紧缩政策的滞后性、累积性及市场效应的叠加。具体的政策选项可以是优先使用利率等价格工具，根据银行体系流动性状况等适当减少准备金率等工具的使用频度，使货币信贷保持平稳增长，避免出现信贷投放的过大波动。

第二，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经济转型，为经济增长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在外部市场动荡的环境下，要重点拓展内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将社会资金更多引入到实体经济中，放松一些门槛较高行业的准入管制，为经济增长培育新的增长点。同时，要鼓励企业的整合并购，通过适当减税等措施，鼓励企业的升级和竞争力的提高。

第三，在保持宏观政策紧缩基调的同时，对特定的领域进行适当的“定向宽松”，这包括保障房的建设、以及地方投融资平台等项目的支持。保障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房地产调控的缓冲器，下半年保障房进入集中开工期，能够部分对冲房地产投资的下滑，需要给予适当的支持。同时，还要防止部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流动性风险在特定政策约束下演变成信用风险。总体上，目前的融资平台风险主要集中在财政较弱的市县，且多属项目收益与还款期限不匹配造成的流动性风险，为避免局部的流动性问题变成信用问题，在摸清具体情况并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应采取务实的措施引导这些项目完工，避免出现大量的烂尾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