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间收藏大军增至8000万

吴树说，在采访瓷器研究泰斗耿宝昌先生时，老人家风趣地说：“全民倒古玩，中国古玩全玩完”，这个不是没有道理的。吴树据各方面的统计和自己的调查分析，得出了一组数据：近30年，中国境内集结了收藏大军8000余万(中国收藏家协会估计有1亿收藏者)，盗墓大军约10万人(社科院学者观点，《今日美国报》刊载，官方指出此数据不实)。近30年，出土、散落的地上地下文物约4亿件以上(按8000万收藏者为基数，平均每人藏有6件出土文物计算)。

“在我的调查对象当中，个人收藏的此类文物远远超出此数，比如说浙江的一个私人博物馆，4000件，我去看了，耿宝昌先生也去看了，基本上都是出土文物，按照《文物法保护》来说，都是不合法的。”近30年，被盗掘及基建私分的古墓约200万座以上。中国有多少墓不知道，十墓九空，这是来自第一线的考古工作者的说法。近30年，走私出境文物约6000万件左右(按照海关5%抽查扣留数和海关人员查一漏十的说法计算，官方数据不详，民间普遍认为上亿)。近30年，流散民间的文物数量约为全国(国有)博物馆藏品总数的33倍，走私出境文物数量约为40座北京故宫的收藏。“这是按照刚才的数字推算出来的，可能很不准确，仅供大家参考，大家可以去算一算。”

对话吴树藏品进行二次包装后能创出巨额暴利

广州日报：能谈谈创作“中国文物黑皮书”三部曲的初衷吗？

吴树：前几年对中国文物市场的动态调查(包括各类人群以及他们的活动，如收藏、制假、盗墓、拍卖、奠定等)，我在前两本书《谁在收藏中国》、《谁在拍卖中国》里面写的多一些。这本书用了一年多时间对中国南北方的主要文物市场进行了比较静态的调查相对而言，主要是市场定位方面、商品属性方面、上下游产业链方面，发现了大量违法违规，而且有悖社会公德和秩序的行为，应该予以曝光。这是写《谁在忽悠中国》的初衷。

广州日报：您觉得究竟是谁在忽悠了亿万收藏大众？

吴树：2010年，在各大拍卖公司秋拍火爆收官，众多媒体大呼“中国艺术品拍卖进入亿元时代”之时，笔者却于料峭寒风中听到了另外一个庞大的人群发出沉重的喘息声《中国民间收藏者横店宣言》、《中国民间收藏者北京宣言》相继发布此前作为文物艺术品市场主体存在的亿万收藏大众，从财富春秋大梦中醒来后无奈地发现：自己已被手握金融资本的富豪们一脚踢出主流艺术品市场之外，几十年耗尽心血收集的藏品，变成一堆堆真假莫辨的烫手山芋，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全部投资竟然血本无归！有人说，假若中国没有出现拍卖公司，也许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也有人说，即便有拍卖公司出现，没有大面积无序开放的古玩市场，也不会发展到全民收藏；还有人说，即便开放了古董市场，假若始终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加强市场管理，也不会导致今天这种覆水难收的尴尬局面。我们还可以继续想象出更多的假若，但是通通于事无补。

广州日报：您认为这一轮全民收藏运动，到底让谁发财了、致富了？

吴树：我曾向许多专家学者请教过这个问题。他们不约而同地告诉我：农民发财致富了，用自仿的假文物去实现对富人们的财富再分配。那部分以身试法的农民们果真致富了吗？我调查发现，除极少数动手早、运气好的人挣了大票子，成为农村新贵以外，一些靠盗墓、制假为生而又没有保护伞的农民，有的被判刑入狱，一点可怜的家产也被罚没。有的就算侥幸逃脱法律制裁，顶多也就填饱了肚子、盖了间房子、生了一两个儿子。谁发了财？一共是两类人，一类是拥有足够金融资本的文物艺术品投机商，为显性富人，另一类是贪官污吏，为隐性富人。这两类人趸藏的物品无论真假，也无论出处，都可以成为他们欺行霸市、赚取暴利的筹码。因为他们借助用金钱或权力建立起来的绝对威望，垄断了文物、艺术品价值和价格上的话语权，只需将自己的藏品进行二次包装后送上大拍卖场，便能够创造出农民们想都不敢想的巨额暴利，农民们几百、几千元卖给他们的真假文物，到了他们手里，便可以拍出几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天价，他们发了财，不是农民发了财。

广州日报：那么全民收藏究竟给我们这个转型社会带来了什么？

吴树：从物质层面上看，持续近30年的全民收藏运动，是一场招摇文化反文化、披挂传统反传统的“金钱秀”，它直接导致了我国的文物资源危机。由于游戏参与者的贪婪，我们几千年存留下来的地下文化宝藏被盗掘殆尽，即便有些文物被民间人士收藏，但由于黑市流通频繁、原始信息丢失，导致这些文物真假莫辨、无据可考，几乎全部变成时代不清、背景模糊、失去根系的纯工艺品，丧失了应有的历史研究价值。许多珍贵文物甚至在交易过程中破损毁坏。从精神层面上看，经过这几十年的瞎折腾，中国人好古藏古的传统文化志趣和收藏品位，已被现代文物投机者的满身“铜臭气”严重浸淫，收藏活动早已成为一种纯粹的投资项目，伴之而来的知法犯法、投机诈骗盛行于市，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再从文化层面上看，全民收藏运动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文化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