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旗下子公司从事非金融类业务，能为客户提供一揽子多样性的服务。”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虽然可以选择与第三方保险公司或证券公司合作，但这种合作的紧密程度显然不如与母、子公司之间的合作。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全能银行，由于能利用其综合业务平台为客户提供高效率、一站式、全面的金融服务，对于银行和客户双方都能带来更多利益。然而，这种看似双赢的模式，在危机来临时，却总是需要面对“拷问”。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让全能银行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

“混业经营（全能银行）与金融危机爆发之间并没有根本逻辑关系。”连平认为，危机爆发的根本还在于监管不力和过度创新，“衍生品的发展超过了银行的承受范围，杠杆过高。”

根据雷曼2007年的年报，其杠杆率超过30倍，几乎为汇丰同期杠杆率的2倍。2007年，高盛和美林的杠杆率也超过了25倍。2003-2007年间，高盛和雷曼有超过60%的业务收入来自于高风险的自营资产与交易业务，美林的这一比例也在60%左右。

对于中国来说，似乎还没有必要对此过度忧虑。“中国的金融产品杠杆率还比较低，金融创新不但没有过度，甚至略有不足。”连平坦言。

目前，中国的金融创新还局限于非常基础的产品，如权证、股指期货、利率掉期、货币掉期等金融衍生产品。

“《证券法》第二条直接限定了中国境内合法证券的范围，客观上将新型证券的创设权利赋予了国务院，因而限制了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的可能。” 一位熟悉相关法律的人士告诉记者。

《证券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以及政府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均使用该法，证券衍生品种发行、交易的管理办法，则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

“另一方面，中国目前还没有资产证券化的实践，这也从经验和人才上限制了进行金融创新的可能。”上述法律人士表示。

金融创新上的保守虽然某种程度上避免了杠杆过高带来的风险，但是对于中国的银行体系而言，创新不足又让资本充足率承受巨大压力。

“由于创新不足，银行贷款发放出去后，都需要一直持有到期，这意味着银行贷款总量每年都必须以一个相当的速度在增加。”工行行长杨凯生日前表示，这又让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面临严峻的考验。

“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大的业务种类有20多种，中国商业银行大体涉足10多种，中国银行业的盈利主要还是来自存贷利差。”杨凯生指出，要想保持可持续发展，银行自身业务的创新和多元化是一个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又要把握好度。

“中国在发展金融创新时，要结合自己国情。”连平认为，金融创新要能适应规避风险和形成价格的需要，“现在的期货、期权等都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他强调，中国在发展金融创新时要切忌美国创新过度追逐盈利的情况，“（那是）制造泡沫，纯粹的自娱自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