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涨价掣肘物价回落空间 三季度现CPI拐点可能性大

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物价同比涨幅达6.4%，创近三年来的新高。其中，猪肉价格同比涨57.1%，成为最明显的新涨价因素。从监测数据来看，猪肉价格环比上涨的势头尚未结束，与蔬菜、居住类等出现回落势头的价格等形成“对冲”，掣肘了短期物价回落的空间。

尽管猪肉价格上涨明显，但分析人士认为，三季度物价出现月度涨幅的拐点仍是大概率事件，届时物价将开始缓慢回落。

物价上涨成因复杂

6月居民消费价格（CPI）环比上涨0.3%，创近4个月的新高。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CPI均出现涨势加快的苗头。从结构来看，价格上涨的重要影响因素正在发生变动，即由前期的国内外因素共同推动、食品和非食品价格均出现上涨，转向目前的以国内因素和食品价格带动为主；由前期的蔬菜和居住类价格上涨最为明显，转变为猪肉等肉禽产品价格上涨为主。

对于猪肉价格的后续走势，农业银行发布的报告认为，由于生猪供应量触底回升，下半年猪肉价格涨势将有所放缓。但由于饲养成本不断上涨，当前能繁母猪存栏量尚未明显放大，下半年猪肉价格回落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将本轮物价上涨与2007-2008年上涨时作比较，则可以发现一些明显不同。2007年我国GDP季度增速一度达到15%，经济运行过热趋势明显。而本轮物价上涨更多带有成本推动的因素，价格上涨的范围更广，出现了八大类产品同时上涨的局面。对于更多体现通胀周期性的食品价格，涨幅则比上一轮物价上涨时要小。分析人士认为，从这个角度讲，未来无论是猪肉还是粮食价格，都不存在过度需求推动价格猛涨的动力。

国家发改委日前公布的价格形势分析提到，下半年我国CPI涨幅将高位回落，全年价格将在可控区间运行。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秋粮播种面积有所扩大，稳定价格基本条件是有基础的。但由于农业人工成本较多，以及化肥、农药、柴油等物质投入成本上涨，粮价仍将保持温和小幅上升的趋势。

报告还认为，未来我国生猪价格后期大幅度上涨的可能性不大，但目前猪肉价格涨幅还低于生猪价格涨幅，后期猪肉价格可能仍有一定程度的上涨。

拐点何时出现

对于CPI后续走势，从历史来看，我国在三季度往往出现价格环比上涨，再加上肉禽及制品价格涨势仍未停止，不排除个别月份CPI涨幅再创新高的可能。但从趋势来看，若不出现明显的涨价推动因素，未来三个月内，我国物价涨幅很可能出现向下的拐点。

分析人士称，下半年我国物价回落的有利因素包括：经济需求热度的适当回落有利于遏制需求拉动型通胀；货币紧缩政策已经实施较长时期，前期推升物价的货币因素正在减少；再加上翘尾因素影响的减小，大宗商品价格涨势放缓，以及蔬菜、居住类价格回落，这些都有助于维持价格总水平的稳定。

换句话说，当前推动物价周期性上涨的因素正在削减。但还有专家提醒，劳动力成本上涨是本轮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近期的经济实践也证实了这种影响的存在。如果劳动力价格上涨是一种中长期的现象，那么本轮物价的回落也将会较为缓慢。“假设每年劳动力工资上涨15%，这将推动我国CPI每年上涨1.9%，未来较长时期我国物价涨幅可能都将达到3%甚至4%。”民生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滕泰认为。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CPI涨幅在6月见顶的可能性比较大，但仍有不确定性。从三季度来看，如果总需求增长放缓的幅度不显著，央行可能再加一次基准利率。四季度通胀水平可能明显下降，届时货币政策进入稳定期的概率较大。

去年10月以来，央行已经连续五次加息，目前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3.5%，“负利率”的状况仍然明显。也有专家指出，我国在物价明显上涨的时期很难实现正利率，我国上一轮物价上涨的峰值是8.7%，对应的利率水平是4%。如果以此作为基准比较，未来进一步加息的幅度可能较为有限。（记者 韩晓东）

贾康、刘煜辉： 通胀压力挥之难去 货币政策需结构调整 财政政策保持扩张性

6月CPI涨幅达6.4%，创三年新高，央行则在该数据公布前宣布年内第三次加息。与此同时，6月PMI数据已连续3个月回落，逼近50%的荣枯分水岭。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正运行至“微妙”时点，下半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何在稳物价和保增长中寻找平衡？

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认为，如果没有进一步收紧货币的预期，CPI难有实质性的回落。下半年货币政策需微调，应从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量化紧缩转到提高利率的价格调控轨道上来，年内还将有1-2次加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今后3-5年中国经济处于相对高涨期，物价上升压力将持续存在。财政政策应保持扩张性，发挥“点调控”功能，抑制物价上涨。

通胀压力料延续

中国证券报：6月CPI涨幅创三年内新高，下半年我国通胀形势能否迎来拐点？

刘煜辉：6月CPI涨幅达6.4%，首先是去年基数较高，当月的翘尾为全年高点3.7%；其次是6月猪肉价格上攻以及早稻减产带来的粮食价格上涨，新涨价因素对CPI的影响不会低于2.5%。从数据上来说，7月CPI可能见顶，8月可能会出现较大回落。如果外部条件不改变，预计到今年年末，CPI将回到4%。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仅仅是数据上的波动，现在还难以判断真正的物价拐点。本轮通胀起因是货币长期超量供应持续积累，因此一时的货币政策不可能将其调整到位。

研究表明，自2003年以来，我国进入经济史上货币最宽松的时期，每年央行货币净投放的规模都很大，资金价格则在比较低的水平上。据测算，自2003年3月至今，平均真实利率水平为-0.3%。货币环境宽松导致资产价格越来越高。目前，我国宏观环境处于土地和房地产价格高企并向CPI构成八类要素扩散的过程。货币宽松时期很长，意味着治理通胀的时间也会很长。

贾康：在多因素综合作用下，物价上涨压力仍较大，趋势还待明朗。未来物价可能会出现回落，但还可能再次回头向上，形成较大的压力。最大的可能性是，今后3-5年是中国经济的相对高涨期，在此期间，物价上升压力将持续存在。

货币政策需微调

中国证券报：7月初央行年内第三次加息，未来是否还有加息空间？

刘煜辉：我国货币环境正从之前的过于宽松向正常回归，若年末CPI增速能回到4%，要实现正利率的话，下半年还有一到两次加息。

货币政策向稳健回归，这考验调控的艺术，要掌握调控的节奏和力度。若在很短时间内收回货币的话，会对经济造成刚性冲击；回收力度不够则会造成经济增长成本长期高企，企业产出减少。

在当下时点，货币政策需要微调，要从去年的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控。去年10月开始，我国实际上进入了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为主导的量化紧缩时期，收缩了银行体系的信贷扩张能力。但其副作用越来越大，私人部门受到挤压，过多承担了紧缩后果，私人部门即最有效率的实体经济部门日渐虚弱，将导致未来供给减少，进一步增加未来的通胀压力。

控制通胀的核心是供给面改善和实体经济效率提高，但量化紧缩政策治标不治本，只能是压制短期需求，把价格上升的压力延后。因此货币政策要逐步退出量化紧缩的轨道，回到以调整利息率为主的价格调控上去。但受制于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央行利率调控空间可能受限。

中国证券报：下半年货币政策会否转向？

刘煜辉：下半年货币政策不会出现“钟摆效应”，即从控通胀到保增长可能性不大。若再次放松货币，对经济并无益处，通胀高企将抬高企业生产成本，企业产出也会进一步减速，那到四季度关于经济滞胀的担忧情绪也会更浓。但政策会进行结构性调整，对过紧的地方进行微调，除了加息外，下半年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频率将会减少。

为弥补量化紧缩的货币政策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冲击，下一步可能出现的调整是对当前政策进行定向、技术性的调整。如支持保障房融资，增加中小企业信贷额度等。不过，这些措施也只是缓解目前的调控不足，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贾康：今年的财政政策框架非常明确，那就是在货币政策稳健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继续积极，体现出一定的扩张特征。

在缓解我国物价上涨压力方面，货币政策是总量调控，而财政政策应有针对指向，在结构上优化。我国现阶段物价上涨的第一大项因素是食品价格，物价指数上涨有75%-80%是食品价格造成的，另有10%-17%是房价因素。因此，在货币政策适当收紧的同时，财政政策必须尽快有针对性地发挥“点调控”功能，提高有效供给水平。

比如，进一步运用财政资金，给种粮、生产农副产品的农民以补贴，激励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供给上升，即增加有效供给，促使供需趋向平衡来平抑物价。另外，调控需动用物资储备以平抑物价，配之以财政的政策性补贴。又比如，住房问题，增加公租房供给已成为重要调控方向，但加快公租房、保障房的建设显然需要财政支持。

滞胀隐忧待化解

中国证券报：通胀压力长期存在，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滞胀”隐忧？

刘煜辉：我国应寻求更现实的经济调控结果，实现经济“双降”，即总需求和价格一起下行。目前，企业面临的最大困境是成本高企，而缓解成本压力的现实途径惟有政府投资显著减速。当政府投资开始显著减慢时，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将下跌30%-50%。因此货币政策要调整，要尽快实现一个正常的利率水平。通过上抬中长期利率，引发资产价格下行，这对地方政府投资和财政需求的约束是最直接的。

随着成本下降，私人部门产出改善，反过来又能减小政府投资减速的冲击。此外，随着流动性退潮，成本下降，制造业部门竞争力变强，经济承压后很快就能恢复均衡，对企业家精神激发有利，对就业也有利。

贾康：财政政策在保持积极的前提下，应审时度势，掌握扩张力度，明后年可能是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的过程。

通胀压力长期存在，因此要注重把短期和中长期的调控衔接好。短期方面即财政政策发挥“点调控”功能，中长期来说，税收政策则是主要手段，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第一，结构性减税。首先考虑增值税扩围，以增值税替换营业税，使建筑、安装、交通运输、第三产业的市场主体减少实际税负，更积极地发展和专业化细化、升级换代，从而助益于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中小企业方面，今后应坚定贯彻税收优惠。新兴产业方面，要给予结构性减税的刺激和支持。第二，有增有减的税制优化调整。近期的案例就是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案的出台。第三，结构性增税。如资源税改革和房产税改革。（记者 丁冰）

银行贷款 “乾坤大挪移”

“我没有觉得从银行借钱更容易，反倒是不敢提前还银行的贷款了，怕还了以后再也借不出来了。”上海某民营电子仪表制造企业的负责人王老板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王老板介绍，他朋友圈中的企业主大多数没有跟银行打过交道。做生意要么靠自有资金，要么通过亲朋好友筹措，实在不行了则找担保公司救急。王老板抱怨，在上海，也是最近才收紧了住房贷款。而在几个月前甚至一个没啥积蓄的人都能很容易地贷款买下一套价值几百万元的普通住宅。但如果一个小企业想要获得用于实业发展的哪怕30万元资金几乎是不可能的。有许多所谓无抵押贷款要么是套利的中介，要么是需要以房产作抵押的房地产贷款，或者要求企业的营业额达到一个不可能也不需要贷款的额度。而且，实际贷款利率往往在10%以上。

王老板介绍，今年以来，江浙乃至上海的一些中小企业倒闭或关停，资金短缺只是表面问题，“事实上是积重难返的行业问题”。从房地产行业开始兴盛的那一天起，无论外贸还是内销，实体制造业就开始走向落寞。

他解释说，房地产的超高利润率导致大量资金从制造业出逃并涌入进去，房地产行业对资金、人才的挤占效应日益显现。目前，绝大多数的房产开发商都有实业背景。这些实业企业通过采取集团化经营，成立房地产子公司，涉足房地产。实业企业主营业务很可能已经不赚钱，成为提供融资的平台，集团的大多数资金都投向房地产。

上述情况直接导致了两种后果：一是因为没有资金支持，专注于实业的企业既不扩大再生产，也很难产业升级。遇到今年因通胀而导致的用工、用料等成本普遍上升时，停产就成为必然选择。二是越来越多的行业与房地产行业“正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尽管看上去我们是做仪表的，和房地产没关系。但我们生产的仪表，只在建造新的建筑时才能用到。不得不承认，房地产日子紧了大家都不好过。”王老板说。

监管部门多次表示将优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在王老板等企业主看来，即便放开对中小企业融资，也只能是“有门路”的少数企业分享规模有限的银行贷款。而这些“有门路”的企业从银行贷到款后，也会把借来的钱挪作他用，比如放高利贷、投资房地产、投资私募股权，甚至收藏字画、红酒等。

“我虽然知道把银行贷款挪作他用不仅违规，而且可能给企业造成很大的风险，但我不得已要这样做。”王老板坦言。

自2007年以来，王老板就面临订单需求、下游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况，今年又遇上各种机器和装备价格上升，所以企业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王老板和他的生意伙伴们不敢贸然增加生产线。因为资金有限以及担心地产泡沫，他们都没有购买土地和厂房，而是租用厂房，然后购入生产设备。尽管现在订单不少，但由于下游元器件供应没法保证、劳动力紧缺，王老板一直没有增加生产线。“我担心经济一旦掉头向下，工厂就会停工。到那时候生产线就等于垃圾。”王老板说。

所以，他把银行贷款部分用于投资黄金。“如果银行追查，我可以说我用企业赚的钱投资黄金，银行的钱仍用于企业流动资金。”（记者 高改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