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周期或拉长

局部常态化

事实上，在劳动力市场资源变得愈加有限的境况下，“用工荒”问题从早年的周期性缺工现象逐渐转为结构性、长期性的用工难题。“用工荒”十年嬗变的背后交织着中国企业用工制度规范化、新生代农民工崛起、企业产业升级、教育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宏观命题，更折射了十年间中国经济结构和产业变迁的演变。

中国社科院2012年《社会蓝皮书》数据显示，早在2003年“用工荒”就已出现。2004年，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缺工10%左右。从2003年到2007年，沿海地区企业“用工荒”问题越演越烈，不同于初期经济增长的带动，经济环境恶化、用工成本提高、产业内迁等因素使一批聚集在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遭受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游走在最低工资线的企业频频发动招工大战却无法扭转招工难题。

“‘用工荒’的出现往往与宏观经济环境有关，2003年出现的用工荒实际上和当时经济过热有关，企业订单增加，用工需求也增长，但当地的劳动力供给没有跟上。”申银万国宏观经济分析师李慧勇认为，随着就业年龄结构转变以及劳动供给减少，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对比重正在下降，导致部分领域的用工短缺。从2008年以来，由于金融危机等因素，经济放缓，“用工荒”问题自然让位于就业难问题。

多位人力资源专家认为，最初热炒的“用工荒”问题往往和观察时点有关，呈现出周期性、阶段性的用工不足，并不能证明劳动力供给的“真正不足”。深圳市人才交流服务协会秘书长陈杨生认为，“用工荒”提出本身具有阶段性特征。在中国特具的“返乡潮”文化下，每年节后的用工缺口就会出现周期性峰值。“我们在跟随市人力局调研的时候，因为招工难而出现停工的企业非常少，一般企业有10%到20%的普工流动属于正常阶段。”

“‘用工荒’的集中爆发，实质上是广东、江浙的大部分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企业在不上调工资水平、不进行产业转移的前提下出现的必然结果。”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认为，企业考虑用工成本，却并不顾及工人在城市的生活成本，相比中西部地区而言，东部沿海企业对人工的吸引力自然下降，“用工荒”问题就会长期延续。

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年鉴统计数据显示，近几年劳动力输出大省出现了明显的人口回流现象，河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安徽6个传统劳务输出大省就业人口出现明显增加，意味这些省份往年流出人口正选择回流或者更多劳动人口正在从东部转移至中西部地区。

“大规模的‘用工荒’会慢慢消失，局部的‘用工荒’会长期存在。比如，在制造精密仪器方面，需要高技能技师，就会体现在高技能人力供给不足。”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认为，从技能需求来看，就业市场始终处于用工紧缺的状态，今后的“用工荒”是体现在技能工人供给的不足，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趋势。“从一般劳动的‘用工荒’转为技术工的‘用工荒’的转折时点，也是国内制造企业从低端制造转移到高端制造的时点，这两者是同步的。”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人力资源市场研究室主任陈建辉表示，技术工人缺工问题集中化，主要在于目前人才市场中劳动者技能培养与产业发展不相匹配，高端技术型工种的人才断层反映目前在专科高校等方面的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重要的原因在于就业市场信息的不全面，包括区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结构性‘用工荒’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困境。政府需要通过培训、教育和市场服务等公共政策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

在李慧勇看来，传统教育体制的弊端导致劳动力供求结构的不对称。“比如传统注重学历教育，现在需要重视技能教育，这也使得高校扩招，大学生毕业就业难问题与社会所需要的技工、熟练工的劳动需求形成一个反差。从就业观念转变到经济结构转型，都需要一个长期的时间，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用工荒’持续的周期将会拉长。”

市场杠杆更待发力

人口政策或需调整

适龄劳动力人口比重的下降也说明“用工荒”问题的长期性。据国家统计局公告，2012年末，我国15-59岁人口为9372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69.2%，人数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比重比上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

人口学专家蔡昉曾撰文指出，2013年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年份。由于人口红利的枯竭，未来就业市场的发展也难免发生剧烈变化。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曾就发达国家就业形势做出判断，随着技术对产业的不断深入，机器替代人工、技术失谐、永久性失业群体高发、虚拟岗位增设、无业人才储备增加等现象将成为就业市场的常态。

从正在丧失人力优势的中国市场来看，年轻人失业、工业机器人出现、老年工人就业率上升的迹象也在逐渐显现。“现在用工标准都在下降，只要身强力壮，年纪大一点也无所谓。”在东莞经营代工企业的老板李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当地不少小企业受制于成本压力，开始放宽对招工年龄的限制，原有的学历要求也在逐步降低。

业内专家认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改变就业观念、提升服务业吸纳就业空间等制度性改革成为破解难题的根本所在。张车伟表示，未来制造业在数量上进一步创造就业机会的空间越来越小，未来的发展空间在于升级改造提高科技含量。目前生活类服务业的工资水平还比较低，未来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今后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化会推动城市工资水平的上涨，并倒逼企业通过技术的革新和创新进行结构升级，从低效行业转为高价值部门。”他说。

李慧勇建议，发达国家的就业市场发展趋势同样也启示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未来，一方面人口政策需要着眼于未来，比如从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为放开二胎政策；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市场杠杆，比如提高工资水平使企业能够解决招工难问题。“参照德国，蓝领工人凭借技术，就业前景相对较好，中国求职人群最需要转变劳动观念，这需要社会的正确引导。”

目前企业为保证企业用工的稳定性，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开始投入更多成本进行培养。比如，有些小型制造企业在核心技术培养方面采用长期“学徒制”，而一些大型上市公司则专门为员工建高层公寓、产权房以及配套幼儿园，解决员工生活问题，“产业园区的社区化，实际上是企业文化吸引人才的重要手段，当年蛇口工业区的模式成功，在社会管理方面的创新也是有目共睹的。”原蛇口工业区董事总经理顾立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