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翻以前的日记沉思冥想，翻翻以前的旧衣服套上走几步，再坐到那把破木椅上点支烟，再喝掉那半杯凉咖啡。”

做过记者，进过国企，作为1980年代朦胧诗派代表人物，丁当(原名丁新民)翻开以前的日记，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能拿到992.28万的年薪，并成为2011年银行、保险行业的“打工皇帝”。

早在1993年，丁新民就加入中国平安[40.63 -1.79% 股吧 研报]，先后担任宣传室主任、深圳分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平安北区事业部第一任总经理等职位，2010年初任平安人寿总经理，2012年2月20日起任平安人寿董事长。

平安系包揽前五，前十占八席

新“打工皇帝”丁新民在平安的19年，历经10个岗位，平步青云，年薪超过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2011年马明哲年薪为988.47万，位列银行、保险行业高管年薪榜榜眼，探花由深发展行长理查德·杰克逊以869万摘得。

2011年，平安人寿实现净利润107.1亿，占中国平安集团净利润的47.43%；深发展实现净利润103.9亿，2011年银行业务为中国平安贡献79.77亿利润，占集团总利润的35.32%。

中国平安副总经理李元祥和深发展董事长肖遂宁分别以838.94万和745万年薪，分列第四、第五位。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银行、保险行业高管年薪榜前五名已由平安系包揽，而前十名中，平安系也占了八席。

深圳某券商分析师向理财周报记者表示：“相对其他金融机构来说，平安的市场化程度高很多，尤其是在人才引进这方面，平安一直都是高薪激励机制，此外对贡献较大的高管，平安还有股权激励机制，不过这些股权不能直接持有，而是代持。”

前十名中除平安系的八位之外，中国太保[21.64 -0.69% 股吧 研报]副总裁顾越、中国银行[3.06 0.00% 股吧 研报]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分别以685.6万和564.8万的年薪，分列第六名和第十名。前十名的银行、保险高管平均年薪达754.96万。

2010年，中行风险总监詹伟坚以1101.9万的年薪成为所有上市公司年薪最高的高管，十倍于中行行长李礼辉。2011年，尽管詹伟坚年薪减半，但还是大大高于李礼辉的97.14万的年薪。

银行高管贡献夸大，高薪不合理

在银行高管中，除深发展行长理查德、董事长肖遂宁、副行长胡跃飞，以及中行风险总监詹伟坚之外，招行行长马蔚华2011年年薪为535.38万，位列已公布年报12家上市银行高管第五，民生银行[6.48 -1.07% 股吧 研报]董事长董文标、行长洪崎分别以516.25万和511.46万分列第六名和第七名，中信银行[4.47 -0.89% 股吧 研报]行长陈小宪年薪496.18万，排名第八；兴业、浦发、华夏的高管薪酬则相对较低。

由于五大国有银行董事长、行长由政府派遣，其年薪受到财政部限制。2011年，国有五大行行长平均薪酬分别为100.43万，股份制商业银行为451.95万，是国有银行的4.5倍。国有五大行高管薪酬分为基本薪酬和绩效薪酬，绩效薪酬需要经过相关部门审核延迟公布和发放，一般为基本薪酬的50%，也就是说五大行董事长、行长年薪一般在150万左右。

德勤管理咨询人力资本咨询顾问认为，银行在确定高管薪酬水平或进行高管绩效奖金发放时，更多考虑银行整体经营业绩的增长情况，而非银行本身的整体规模。高成长的银行支付高管的薪酬更高。

尽管保险行业高管薪酬不比银行低，但保险业人均薪酬却大大低于银行业。2011年，已公布年报的四家保险公司人均薪酬均在11万左右，而招行、民生、深发展的人均薪酬分别高达44.74万、39.15万和27.8万。而银行年薪较低的基层员工纷纷调侃“自己拖银行后腿”，抱怨平均薪酬被银行拉高。

“我们就涨了10%左右，中层和高层涨得比较多，他们薪水基数本来就高。”面对平均薪酬上涨25%，深发展某业务部门员工认为自己薪酬涨幅低于平均水平。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田勇表示，金融业本身平均收入就比较高，给高管定薪，应该综合考虑是高管能力高还是经济环境好等因素才出现的业绩增长，不能夸大高管的盈利贡献。

“国内银行业照搬国际金融机构薪酬管理体系并不合适，国内银行业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政策上受到保护，获得了高利润，并非全靠银行业高管经营努力得来。”上海财经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同样认为银行高管高薪酬不合理。

在目前已公布年报的上市公司中，中信证券[13.12 -2.81% 股吧 研报]副董事长殷可年薪高达1974.5万港元，约合1600.77万元人民币，超过平安寿险董事长丁新民，位列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榜榜首。但从行业整体来看，保险和银行业高管薪酬大大高于其他行业。

高管薪酬制定机制存疑

银行高利润的原因更多来自市场，而不是高管的能力，为何银行高管高薪酬现象能一直持续呢？

据理财周报记者了解，一般银行高管薪酬由薪酬标准委员会制定，并报董事会审核；有些银行则直接由董事会薪酬考核委员会制定，最后由股东大会审核表决。但是这种薪酬制定机制却质疑“高管打着市场化的幌子给自己高薪”。

在部分银行薪酬管理委员会中，领取高薪的高管同时担任薪酬委员会委员，独立性受质疑。如民生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梁玉堂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而他在去年所领的薪酬达428.7万元，在该行排名第四。

而银行董事长、行长、副行长等高管大部分都是董事会成员，一边拿着高薪一边决定或审核自己的高薪。

就在4月18日，花旗集团股东在咨询性投票中否决了管理层薪酬计划，股东批评该计划将使CEO潘伟迪太容易就获得报酬，2011年，花旗董事会授予潘伟迪约1500万美元总薪酬，而这一年花旗的股价重跌了44%。

在具体薪酬结构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认为：“银行高管薪酬要与银行未来风险挂钩。可以降低基本薪酬占薪酬总额的比例，调高绩效薪酬的比例，但绩效薪酬要延后支付，比如等5年，该高管管理下的业务没有产生大的风险才支付绩效薪酬。”

孙立坚表示，若高管薪酬仅仅与绩效挂钩，那么容易出现道德风险，比如为了一己之私盲目扩张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