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挑战发改委

PE是否写入基金法争议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基金法立法之初，关于“创业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公司型基金是否应纳入《基金法》的调整对象”就成为当时热议的焦点。但因那时PE行业还未发展起来，“参与讨论的人大代表都不懂”，最后按照“成熟一个、解决一个”的原则，一部原计划命名为“投资基金法”的法律改为“证券投资基金法”，成为一部规范二级市场证券投资基金的“公募基金法”。

如果那时将PE写入《基金法》的难度主要在立法技术问题（如对证券投资的定义），而随着PE行业监管格局的变化，PE入法又新增了一个难题：来自现有监管主体的阻力。

随着2005年，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证监会等十部委报经国务院批准，联合发布了《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对创业投资企业实行备案制管理，备案管理部门分国务院管理部门和省级管理部门两级，其中国务院管理部门为国家发改委，省级管理部门由同级人民政府确定。而在2008年，国务院对发改委的三定方案中，明确发改委财政金融司“牵头推进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的发展及制度建设”。

在其后VC/PE业的发展实践中，发改委也逐渐确立了监管事实：包括2005年开始的VC自愿备案制度和2011年开始的PE强制备案制度。同时，通过其主管的创投委进行行业自律监管。

由于基金法指定的监管主体为证监会，PE纳入基金法也意味着证监会将成为PE的法定监管部门，这无疑挑战发改委的既有监管地位。

在建议书中，25家协会认为，PE写入基金法会对《宪法》所赋予的国务院职能分工权限带来冲击，甚至造成分工混乱、政出多门和多头管理的局面。

在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郭卫锋看来，由于我国立法工作多根据行业成熟度，由一个或多个职能部门所推动，部门立法意味明显，因此出于部门利益难免会出现“越界”，甚至冲突。

分开立法还是另辟一章

25家协会反对PE写入基金法的另一个理由在于：由于股权投资基金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对象不同，决定了它们在基金募集方式、投资理念、投资运作方式、基金治理结构、业绩激励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上也完全不同；这两大类基金给社会带来的风险不同，政府监管理念和手段也完全不同，所以应“分开立法、分开监管”。

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看来，为PE行业立法也并不等于强化监管，更多的意义在于赋权，明确基金管理人的信托义务，明确基金投资人知情权与管理权之间的界限，明确对赌条款的法律效力，明确创业投资企业投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条款，这对目前燥热的PE行业是有益的。

“考虑到协会的建议，可以在基金法里为PE单独列一章。”刘俊海认为，在我国立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PE单独立法不具操作性，“短期内立项都立不上。”实际上，《基金法》修订工作自2008年开始已经延宕4年。

但在前述法律人士看来，在一部只有200多条的法里，单列一章不过是把相对独立的内容拼凑在一起；同时单列一章是否就能界定部门职能划分？这依然是巨大的问号。归根结底，在于立法时没有一个机构能够超脱部门利益、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去统筹以减少摩擦矛盾。

在PE机构看来，PE是否写入基金法、由哪个部门监管似乎无关轻重。“若强化对PE的监管，可以将公司名字改为VC，同样可做PE的事情。最坏的选择，还可以把名字中的‘股权投资’字眼都去掉，以其他形式存在，但同样可做投资的事情。”某PE业内人士说。

上述说法也从另一个层面表明了对私募基金监管唯有以松散、适度型监管形式存在的理由。在25家协会看来，目前我国私募股权基金不诉诸杠杆融资，无风险外溢，唯一风险在于个别地区出现了以股权投资基金名义非法集资的现象，但原因也在于目前《合伙企业法》存在的法律漏洞。在建议书中，25家协会肯定了目前发改委主导的“备案+行业自律式”监管。

但刘俊海坚称发改委的监管是无法律依据的，PE行业的监管应以“工商登记+公司自治+行业自律”为主。与此同时，发改委作为国家宏观调控部门，应发挥产业指导方向职能，不应干预到微观企业的层面。

（记者蒋飞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