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其“脸难看”，发改委的门也特别难进。

2012年8月获批的宝钢湛江项目，从项目申请论证到批准正式开工耗时长达6年。

“2008年11月，当国务院作出‘4万亿扩大内需计划’应对新的金融危机之时，发改委再次成为手持待批项目地方官员云集场所，其权力无论是对上还是对下，都得到进一步加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大部制’改革之后，发改委虽剥离了部分职能，仍然掌握着各行业规划、产业政策制定、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审批权、改革试点审批权、一定规模以上投资项目审批权。”竹立家说。

如何界定发改委职责边界，改革其审批权限，也被看做是新一届政府职能转变的风向标。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发改委内部极其重视这次改革。在《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的前3天，国家发改委召开了切实转变职能、转变作风“大调研、大讨论、大转变”学习推进活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

作动员讲话的徐绍史要求全员“认清大势、主动作为”，“明确‘转什么’和‘怎样转’的具体办法和措施”。

“可以说过去10年来，发改委的调整均与宏观调控一词相关。但最终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从和根本上改变其过多的干涉微观经济活动的局面。”竹立家说。在其看来，徐绍史要改变发改委长期以来位高权重的形象，需要一场更为深刻的变革。

“土地大管家”的新挑战

“长期以来，发改委被赋予大范围产业管制权限，数千种产品和技术工艺的产业政策目录背后同样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如何才能让发改委革自己的命？”中央党校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这正是徐绍史需要直面的核心难题。

从公开资料来看，徐绍史与发改委没有太深的交集。现年61岁的徐绍史是浙江宁波人，年轻时曾在吉林插队当知青。1980年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后，进入地质矿产部工作。1993年10月，徐绍史调入国务院办公厅，并一直工作到2007年。14年间由秘书一局副局长、局长升任国务院副秘书长。2007年4月，徐绍史被任命为国土资源部部长、国家土地总督察。

分析人士指出，徐绍史转任发改委主任，与其任国土资源部部长的政绩“密不可分”。他当时实施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耕地保护“问责制”，对土地违法严重的地方政府一把手“面对面”问责。五年来，中国土地违法呈现逐步下降的态势。

“这位昔日中国土地的‘大管家’执掌发改委，同样和新一届政府推行‘新城镇化’的战略有关。让一个熟悉内情的人制定中国城镇化发展规划显然是中央政府任命徐绍史为发改委主任的重要考虑。”香港《大公报》曾这样评价。

据媒体报道，徐绍史留给身边人的印象是做事低调、务实、严谨，重视政策平衡，且在统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能力较强。其任职国土部期间，一直在促进经济发展与保护国土资源的“双保”与“两难”之间辗转腾挪。

业界认为在改革驶入深水区的关键时刻掌舵发改委，更加考验徐绍史的改革魄力与平衡艺术。

自2001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启动以来，我国先后分7批取消和调整了2614项行政审批，占原有总数近七成。“但近七成的审批削减与社会实际存在较大差距。”上述中央党校专家指出。这也就是说，剩下的30%审批改革工作将留给徐绍史来完成，这可能是难点更是焦点。

这位专家还指出，直到今天，政府本身对它的干预市场的范围也没有一个更好的界定，如此一来，作为国务院大管家的发改委很容易陷入“精简-扩张”的老路之上。

“一旦放权的都是边边角角、细枝末节，最重要的审批权却越抓越紧，那么发改委的改革只能以失败告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也明确指出，发改委需要自我革命。

即便是减权成功，如何杜绝产能过剩、地方之间的恶性竞争也是考验。“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一旦获得了权力，很容易盲目上马一些项目，这是有前车之鉴的。发改委放权之后如何处理同国务院其他部委以及各地地方政府的关系，如何协调、如何监督都将面临严峻考验。”上述中央党校专家指出。

除此之外，发改委当下的重要工作包括加快城镇化建设，做好征地及住房制度改革，并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多项“硬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