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候鸟”撤退逻辑

在中国逗留数年之后，像候鸟一样四处迁徙的阿迪达斯工厂，终于要和中国说再见了。

7月18日，体育用品制造商阿迪达斯表示，公司将于10月底关闭在华仅有的一家直属工厂。

数日之后，国内多家阿迪达斯代工厂又陆续接到通知，被告知阿迪达斯将在今年10月到明年4月陆续和它们解除代工协议，终止合作。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相继关闭直属工厂、抛弃代工商，阿迪达斯此番撤离可谓决绝。

但与同行相比，阿迪已然迟疑，其竞争对手耐克，早在2009年就关闭了位于江苏太仓的在华唯一鞋厂，Clarks、K-Swiss、Bakers等国际鞋业巨头也早已纷纷增设在越南、印尼的生产线。

对于这些外资企业来说，选择撤离中国，与它们当年选择来到中国一样，看中的正是中国勤劳的工人和廉价的劳动力。

在纺织服装业领域，日渐高涨的劳动力成本正在逐步削弱中国制造的优势，而孟加拉国等东南亚国家，则以更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逐渐吸引了纺织服装业的产业转移。早在三年前，耐克公司就关闭了其位于中国的唯一鞋类生产工厂——太仓工厂。

尽管阿迪达斯一再否认撤离中国工厂与涨薪无关，但业内人士分析，阿迪达斯撤离中国，很大一部分原因来源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

以铜陵东隆代工厂为例，2007年、2008年时公司员工最多达到2000多人，人均月工资为1100元，随着这几年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目前人均工资达到了每月2000元。

在苏州直属工厂，工人的人均工资更是达到了每月3000块，增加的成本让阿迪达斯利润明显减少。

而对于外资巨头迁徙的下一站东南亚，据21世纪网了解，目前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国用工成本只有中国的1/3左右。阿迪达斯位于柬埔寨工厂的工人周薪刚被爆仅15美元。

运动品牌库存增长率排名

实际上，阿迪的撤离早有征兆。

早在2008年的时候，阿迪达斯全球CEO赫伯特 海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由于中国政府制定的工资标准逐渐变得过高，阿迪达斯公司希望部分地撤出中国，转移至劳动力更便宜的地区。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阿迪已开始陆续减少中国代工厂的订单。

“2006年、2007年阿迪在东隆每年的订单约在200万件，2008年是个转折点，此后订单一直在萎缩，2008年东隆做了150万件，2011年已经减少至70万件了。”上海东隆羽绒制品有限公司采购部负责人蒋留红表示。

衡阳荣阳鞋业，代工的品牌中阿迪达斯占90%左右。据其负责人介绍，自去年开始，来自阿迪达斯的订单也是明显减少。“2010年，情况好的时候，一个月可以加工25万~30万双阿迪达斯的鞋子，而去年8~10月，每个月只加工了15万~20万双。”

留下最后的中国工人：阿迪达斯被指过河拆桥

种种迹象表明，阿迪早就在作准备，逐步转移产能。但这些改变并未引起代工厂商的重视，甚至有企业100%的产能依附于阿迪。

台资企业裕元工业集团是阿迪达斯另一个较大的代工集团之一，裕元在中国大陆设有众多工厂。据报道，截至今年3月底，裕元鞋类生产线为525条，其中分布于越南和印尼的生产线加起来达到286条，占比超过50%，中国大陆则有230条生产线。

对于此次终止合作事件，阿迪的解释是“优化全球采购架构”。但在代工厂看来，阿迪此举无异于过河拆桥。

从1996年进入中国，阿迪对代工厂的要求就非常严苛，为了达到其要求，这些代工厂投入颇大。

据了解，2009年，阿迪达斯提出一项名为Gassa Milestone计划，该计划对代工厂的产能、设备、软件等作出评分，评分不达标的企业将被淘汰。由于这项计划，代工厂纷纷在培训、设备、软件上投入不少资金。

“一旦终止合作，仅我们工厂的设备损失就在300万元左右，我们现在只希望阿迪达斯方面能给出一定的设备补偿”。蒋留红表示。

敏恒实业有限公司是阿迪达斯中国区最大的帽子加工商，其旗下的一家服装厂产能100%依附于阿迪达斯。

为了配合阿迪达斯等国际生产商，敏恒实业2003年新建了6000多平方米的新厂房，并配套着绣花车间、印花车间、配件生产车间等等。

由于产能完全依附于阿迪，该企业平时基本没有接触其他客户，如果短期内找不到新订单，只有关厂一条路。

在上海漫浪纺织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孙英莉看来，阿迪还有违反合同之嫌。

“当时签订的代工合同期限是无限期的，但是上面却标注阿迪达斯可以提前终止合同，不需要赔偿。由于代工企业处于弱势地位，当时我们并不敢反对这个条款，但是这个合同明显是‘霸王条款’。”

孙英莉称，他们已经找好了律师，目前还在同阿迪达斯沟通，没有正式上诉，处于材料准备阶段。

在耐克、阿迪们生产基地外迁背后，反映了代工企业转型之路的迫切。复制宜家模式的“山寨”商超或是一个方向。较之有价格优势和组合丰富产品线的能力的零售巨头，自创品牌企业能否转型成功还存有疑问。

中国代工厂从倒闭的“蝴蝶效应”到向实体经济转型，仍有一段必须要走的路。(21世纪网 李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