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改善民生。使大多数人从小康生活逐步提高。

　　不能认为改革30多年只有两极分化，没有共同富裕。计划经济30年在民生方面实行低标准的平均主义，共同贫穷成为改革的起点。因此，改革以来经济高速增长，首先就是大多数人共同富裕的过程，大致出现了6次群众性消费高潮。

　　第一次，上世纪80年代初，通过军转民，普及“老四大件”，代表品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黑白电视，价格在百元级；

　　第二次，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通过引进，普及“新四大件”，代表品是彩电、录音机、洗衣机和空调，价格从数百元级到千元级；

　　第三次，90年代后期的中间性消费高潮延续至今，有一系列代表品，从电话到电脑手机、家具装修、出租车、旅游，代表品从千元级到万元级；

　　第四次，21世纪以来轿车开始普及，从十万元到数十万元级；目前年产量超过美国，存量为美国的七分之一，人均拥有量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第五次，住宅，价格从数十万元级到数百万元级。城市人均住宅面积正在向50～100平方米发展。

　　产能过剩，产品供大于求，消费者地位是高的，这都是群众性的消费高潮，怎能说没有共同富裕？社会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是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标志。

　　第三，缩小两极分化，限制既得利益集团垄断社会资源。

　　在绝对贫困逐步消除，大多数人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同时，中国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基尼系数扩大到0.46，如包括灰色收入，可能还要扩大10个以上百分点，中国已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主要是极少数人暴富所致。

　　这种情况的发生有三类原因。第一类由市场经济风险，个人能力、努力的差距，生活条件差距造成，通过征收所得税和国家扶助，是可以解决的。

　　第二类是收入差距背后财富占有的差距。前者是增量，后者是存量。增量差距会变成存量差距，存量差距进一步产生更大的增量差距。这类差距，也可以提高征收财产税和遗产税予以控制。

　　第三类最难解决，是权力资源过于集中。中国的问题在于：没有有效控制住极少数人利用特殊手段暴富，这不是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不属于邓小平提倡的“少数人用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范围，这样的先富也不能带动大多数人共富。正在形成既得利益阶层，阻碍社会流动，破坏中产阶级发展壮大。发展下去，大多数人共同富裕的进程就会被破坏。最危险的，并不是贫困现象还存在，也不是有极少数的贪污腐败，而是刚刚形成的社会中间阶层不能发展壮大，权贵发展成为自我封闭甚至世袭性的特殊利益集团。等经济不再能高速增长，共同富裕就不能保持，脱贫人口可能再度“返贫”，新的贫困阶层重新出现。

　　消除特殊利益集团，仅用“共同富裕”的经济口号予以对抗，追求收入和财产平等远远不够，需要进行全面改革，限制官员特权，防止极少数寡头垄断国家经济命脉和政治社会生活。因此，打击腐败，控制权力和权力资本化，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