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遗产税也要有配套的免征和减征机制。在美国等国家，并不是遗产总额的每一分钱都必须缴纳遗产税，按照相关法律，公民生前所欠债务、丧葬费用、配偶继承的数额、捐献给慈善机构的数额，都要从中扣除，剩余部分才是可征税遗产。如果公民遗产或赠与的数额少于豁免额，则享受免税待遇。如果只管简单粗放地全额征收，却不提民众免征或少征的合理权益，就把遗产税变成了征税暴力，会损害民众利益。

遗产税的起征点也必须科学制定。国外遗产税不仅起征点高，而且还随物价指数浮动，如此就能保证遗产税主要针对高收入群体而不会征及无辜。而中国与之相比还有更多特殊性，如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大，资产百万在中西部属于高收入阶层，而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连市区房子都买不起，遗产税起征点是否要按区域划分来细化，也是决策者必须考量的问题。

实际上，在遗产税开征历史悠久的国家，对于这一税种的功能也在不断反思调整。比如美国就有数据显示，遗产税最终有一半来自遗产总价值在500万 美元 以下的阶层，而真正的大富豪还可以通过成立基金、将资产向海外转移等路径逃避遗产税。法国去年也出现了所谓富人逃亡热潮，不少富豪为规避新任总统奥朗德的富人税，纷纷选择移民。富豪们往往拥有会飞的翅膀，其应对包括遗产税在内的各种税收，比普通人办法多得多。因此，美国近年来就在推行逐步减免遗产税的计划。

征税不是目的，通过税收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才是衡量某项税收是否合理的标准。要开征遗产税，就必须直面税收的法理性、公共性，要尽可能发挥遗产税的调节作用，减少其因为设计不合理、执行不到位带来的负面效应。

(作者系媒体从业者)

原标题：国务院参事：征收遗产税被写入有关文件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