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后门，开前门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财政金融研究室副主任许生对《财经》记者表示，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体制只是将一般预算收入进行重新分配，而地方建设基本不依靠一般预算收入，所以此举并非根本之策。

许生认为，问题的解决出路还是开前门和堵后门，即建立规范的市政债券替代目前以城投债为主的方式。

近几年中央每年都为地方代发3000多亿元的债券，下一步可以进一步增加规模，更重要的是对一些具备条件的省市，可以由其自主发债，不再由中央代发。根据许生的调研，部分城市如上海等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亦建议，应尽快完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制度，允许地方政府合理举债，加大财政部代发地方政府债的力度。一些必须由财政投资建设的项目，可由财政部代地方政府发行债券。

对于放开地方债是否会导致地方滥发债务，许生认为不用太担心。地方发债要到财政部备案，财政部总体设立一定的限额。对地方政府也要进行信用评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对《财经》记者表示，允许地方政府通过自主发行政府债券，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是不可回避的选择。目前，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主要难点是如何对其发债规模进行约束，即如何通过中央政府和公众监督来控制发债规模和提高使用效率。遗憾的是，这次《预算法》的修正草案中，并未突破原有的法律规定，仍不允许地方财政预算列赤字和自主发行债券。

倪红日建议，在推进策略上采取更稳妥的办法，最开始可以将地方债的门开小一点，将门槛设定得高一些，发债首先要经过当地大人部门审议，还要上报中央批准，面向金融市场 还需公开当地政府的负债情况。将地方债放开一些，总比现在这样本不允许发债，但债务遍地开花更易于管理，不能“又让马儿跑，又不给吃草，最后马儿只有乱跑”。

倪红日还建议加快房产税税制改革，这对开辟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渠道具有重要意义。这部分税收并不一定直接用于项目建设，尤其是规模较大的建设项目，但由于它收入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可以主要用于建设设施的维护和归还基础设施投资债务本息。据她了解，目前很多地方政府都在积极研究个人住房房产税，并做了相应准备。

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赵全厚认为，首先要明确债权也是财权，既然是财权就要统一到财政部门，从而避免各部门都在借钱、而财政部全然不知的情况发生。

其次，上级政府要对下级政府的借债行为进行管理。地方政府缺乏内控机制，就需建立上控机制，由上级政府进行管理。

再次，还要改变政绩观，减少地方政府融资的刚性冲动。

江苏省财政厅官员表示，应该改革地方党政的考核机制，不能唯GDP增长，应该把债务指标也进行考核。比如上任政府留下100亿元债务，在下任官员离开的时候，联系GDP增长增加到120亿元债务是允许的，但若激增到200亿元就说明这任领导不负责任。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表示，审计署的债务审计，有利于搞清政府债务的规模、结构的真实情况，在此基础上应该进一步研究和完善政府现有融资模式，防控和化解财政运行中的矛盾和风险。

尹中卿说，一要研究制定政府债务管理法规，尽快出台政府债务风险预警办法，建立和健全政府举债融资制度、政府债券发行制度、债务管理制度，以及官员考核、惩戒机制，完善地方政府融资制度。

二要完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针对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定位过宽、数量过多以及资金分散的状况，加大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清理和规范力度。以资产重组为手段，做大做强做实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规范法人结构，完善投融资平台治理结构，充实投融资平台资本金，积极推进融资平台“实体化”。

三要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应采取有堵有疏、疏堵结合的办法，“开前门、关后门、修围墙”，为地方政府寻找到合法的融资渠道。规范政府收入途径，防范地方政府通过收过头税、增加收费项目等方式弥补财政收入下降的行为。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成立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措施，对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分类清理，隔离不良资产，把地方负债逐渐消化掉。

四要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行为，加强高风险地区债务监管并督促其研究制定化解措施，逐步将地方政府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新增债务。建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将融资平台的资金状况、负债水平以及项目效益等公之于众，接受地方人大以及社会的监督，避免投资风险向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转化。

此前，财政部与亚行、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亚行技援“中国财政改革与发展”项目总结研讨会，与会人士认为，从长期来看，还应该设立独立的、非营利性的、单一目的的信用评级机构，并提供必要的资金及政策支持。设立在中央有关部门监管下的专门机构，监管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建立和完善保障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法律和制度框架。

原标题：地方债大摸底：四级政府负债超过14万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