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工不同酬

本报记者从一位临时工手中拿到了一份落款日期为1997年2月24日的《雇用临时工协议书》，根据这份协议内容，注定了他们被边缘化的命运，而此后的劳务派遣合同不过在形式上有所变换，可谓“换汤不换药”。

这份协议书第5条规定，“乙方（临时工）不享受正式职工的生活福利待遇，医药费自理，在雇用期间乙方出现的人身伤亡事故由乙方自己负担，甲方不负任何责任”。

第9条规定，“甲方有权根据乙方身体健康状况和不良表现提前解除协议辞退乙方”。

正是在这样的协议下，这群农发行人长期忍受着的同工不同酬的不公正待遇。在金融业日益发达的今天，金融机构人员收入水平早已稳居各行各业之首，他们却挣扎在最低工资上下，其所得远低于付出同等乃至更少劳动的正式工。

本报记者对8省89名农发行临时工调查显示，算上按照最低标准缴纳的各项社保（通常没有公积金），他们当前从劳务派遣公司或物业公司拿到的实际收入，大多在1000元左右，仅有少数人能够达到1500元以上水平。从进入农发行起，他们几乎从未领过加班费或奖金，而部分临时工至今都没有社保。

“临时工能身兼多职，一个干很多人的活，招之即来，所以农发行大量使用低薪的临时用工。”严红说，“我行的司机开车得开，打扫厕所也得干；我管文字打印、复印、电子公文、档案管理，全行微机操作上的难题也找我。”

“收入差距那就大了，（正式工）最起码一年是我们的两三倍，还有一些福利我们都没有。”江苏省农发行某临时工告诉本报记者，“我在农发行工作15年每月才1300多元，一年全部收入加起来2万多，正式员工大约在6万多，这还是没有职称的，有职称的还不止。”

山东省农发行某临时工自嘲道：“和别人聊天的时候，听说我们在银行上班，都羡慕得很，我们虽然累死累活一个月就八九百块钱，也只能硬着头皮说每月拿两三千。”

一位辽宁省农发行临时工则对本报记者表示：“给农发行做了多年，现在每月不过1000元，仅够孩子一个月的培训费。这些年加班加点从没给过补助，做的工作最苦最累，得到的却少之又少。”

“我们清晨出车的时候，孩子在睡觉，深夜回来的时候，孩子还在睡觉，终于知道什么是披星戴月了。”上述临时工说。

对此，农发行辽宁省分行办公室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工作十多年的临时工是不可能的，要说有的话，那都是物业的，而且没有政策说是临时工必须要给他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