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中国推出了燃油税费改革、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等举措。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认为这积累了正税清费、规范税制、公平税负等经验，取得了调节供求、搞活企业、改善民生等效果，但改革的任务依然艰巨。

对于2013年，尤其是中央政府涉及换届，这一年的财税体制会如何改革也正被各界揣测与关注中。

李克强日前在权威刊物上的一篇文章中表示：“要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实施好结构性减税措施，减轻纳税人不合理负担，改革资源环境税费制度，推动税制完善和结构优化，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

优化转移支付结构

2012年8月29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关于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运行情况的报告》中指出，自2010年推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以来，我国基本财力保障缺口县由2009年的819个减少到2011年底的113个，县级财力水平明显提高，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显著增强，保障机制已初步形成。

结论让人欣慰，但是其背后关于分税制的争议却始终没有停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就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直言：分税制改革导致大部分钱被中央拿走了，地方收入相对少，但事权又落在地方。没有钱就逼着地方政府采取另外的渠道，一是卖地，二是向银行贷款，导致地方政府负债很高。

但上述报告也指出，2011年中国县级一般预算收入总额达2.43万亿元，上级政府对县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达2.63万亿元。即中央拿走的钱又多数返还给地方，对这一点，上海财大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曙娜认为，转移支付会有一个倾向，那就是偏向“专项转移支付”，而非“一般转移支付”，前者通常要求专款专用，甚至地方还要拨付一块做配套资金。这种转移支付有可能在给予地方更多财力的同时，也限制了地方调用财力的自由度。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院长高强也建议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即增加“一般转移支付”，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尽量少要求地方再出资金对中央转移支付做配套。此外，他还建议，根据我国财政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对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实行特殊的财政体制。

因为，目前全国实行统一的财政体制，东部地区按照分税制比例上缴国家财政以后，资金还有相当的剩余，能够基本满足地方开支；但西部地区可留用的财力就非常少。在四川、内蒙古、宁夏个别县，其自有财力只有10%，少的仅有1.5%，其余全靠上级转移支付。为此，高强建议对于这种贫困县的财政收入，可以不必先交上去再发下来。

徐曙娜也认为税交上去又返回来，来回肯定损失一些效率，可以对这个环节进行适度优化。她还强调，想普遍降低中央政府在分税制中的比例，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但也确实太难。不过，在省级及以下层面修改分成比例是完全有可能。比如增值税的分成总体上是中央占75%，地方占25%，也就是省以下可以对四分之一的财力进行再分配。

这种情况下，她认为可以强化对基层政府的财力支持，因为它的支出责任确实比较重，也是有操作性的。“以上海的房产契税为例，市政府与区政府按照2∶8来分成，考虑各区的实际，市一级政府完全可以进行调整，平衡各地的支出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