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利”华生

朱 磊

华生身材不高，面容清瘦，透着浓浓的学者风范。见面先起身和记者握手，寒暄后重新坐回堆满书的办公桌后面。

两个小时的采访，不时因为华生的思索陷入沉默。之后他缓缓的语调表达的却是犀利的观点。

讲到兴起处，他会从桌上的书堆里抽出几本做论证。书是他自己写的，一本是《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一本是《中国股市：假问题与真问题》。华生边介绍边在扉页签下自己的名字，将书送给记者。字迹写得遒劲有力、一丝不苟。

关于改革，他一直站在学术界的前沿。在价格改革、国有资产管理改革以及股市改革这三个影响重大的领域，他都曾率先倡导，而他的建言最终都上升为国家改革的决策。

今天再谈改革，华生的观点依然犀利。“如果是把城镇化作为今后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话，土地制度改革首当其冲。但土地问题改革的思路和实践与现行制度是矛盾的。”

追问他的建议，华生笑了。他说，他正在写一本书，书名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总体规划设计》，今年3月份就会出版。他希望借此为推动经济社会的改革进程尽一份薄力。

关于股市，每一次华生发出观点，都会引起广泛关注，有赞许的、也有批评的。2001年，他的文章《漫漫熊市的信号》写在股市崩盘之前，之后的5年熊市证明了华生的预言；2006年5月，他又发表《迎接证券市场的新时代》，预言牛市的来临；到2007年5月，股指高歌猛进之时，华生顶着压力又发表了《市场过热的信号》，明确指出，股市已经过热，高估值的市场是不可能持续的。

后来的市场走向，都验证了他的观点。在股市的风云变幻中，他总能抓住最有规律性的东西。现在，华生又提出要启动发审制度改革。

犀利的观点来自于华生的超然和独立。师从经济学家董辅礽，让他有了深厚的理论功底；游学海外，让他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总能由外及里，探寻比较别国已经走过的道路和成熟的实践；教学研究，让他能静下心来思考问题；“织围脖”，让他在互动中从不同角度与层面去看待问题。华生很注重自己的声誉，希望自己的观点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自信，透着拳拳报国心。

采访结束，华生欣然为本报创刊30周年写下祝语，内容依然与“改革”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