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机制难以落实

从现有的问责机制看，主要是自上而下的问责。而对于央企巨亏，据公开报道，目前为止国资委监管的央企的负责人因经营或投资亏损而被撤职的，似乎只有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的荚长斌、陈久霖，以及中国中钢集团的黄天文。2007年2月，投机原油期货交易致中航油亏损5.5亿美元，原中航油总经理荚长斌被责令辞职，原中航油副总经理陈久霖入狱。由于民企方面30亿-40亿元的欠账成为中钢的“沉没成本”，2011年国资委免去了中钢集团总裁黄天文职务。

但出现经营或投资巨亏的53家骨干央企(这些央企处于国家明确控制的七大行业，如航天军工、石油石化、民航、航运、电信、煤炭、电网电力，以及一些支柱产业如建筑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央企最高负责人，却从来没有因投资或经营巨亏被责令辞职。据国资委统计，2008年共有68家央企曝出114亿美元的海外业务巨额浮亏，也涉及骨干企业。

“追究央企负责人责任还不够细化，不同亏损金额有怎样的处罚措施也没有细化，在界定央企管理层‘不称职’时，从来没有央企负责人考核结果为最低级E级。”一位接近国资委的人士指出，考核细化的难点有两个。

一是53家骨干央企负责人有政治级别(骨干央企“一把手”为副部级，其他央企为局级，“一把手”由国资委任免)，任免由中组部认定，骨干央企“能进能出”的人事制度改革不是由国资委一个部门能决定的。而“一把手”的政治诉求成为了央企向“巨无霸”发展的动力，这易使整个公司董事会、经营层在做相关战略规划、市场分析时对企业面临的风险评估不足，甚至铤而走险。

第二个难点在于，问责机制应该是一个体系，许多行业的过快扩张与地方政府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也有关联。例如，钢铁企业的飞速“做大”与地方就业、GDP有巨大关联，因此钢铁企业亏损后要“瘦身”谈何容易，撤掉央企“一把手”并不能真正解决企业的改革发展问题。

问责制度亟待升级

祝波善认为，对于央企巨亏，相关部门应该出台一套界定“亏损容忍度”的机制，将企业业绩与央企管理层的利益及自身定位、认知更密切地结合起来。

“国企经理人去行政化、严格执行央企负责人的问责机制、完善激励约束制度，对防止‘一言堂’和盲目扩张导致的巨亏现象有积极作用。但本质而言，改变一股独大、走公司治理的市场化改革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与此同时，方攀峰认为，近几年央企上市公司试点的外部董事、监事制度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应保证总经理等经营班子是市场化的职业经理人，董事会成员增加由机构投资人担任的外部董事，以及由中小投资人提名的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层面行成制约机制。

许保利认为，企业出现亏损总要有人来承担责任，责任人就是企业高管。这时，企业“一把手”等领导班子可以有两个选择，若认为扭亏无望，则申请自动辞职；若对经营有信心，可以给出一个扭亏期限，在此期限内实行零薪酬，到期末未能实现扭亏目标，则自动辞职，这样才能保证公司管理层将更多精力专注于公司管理和内部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