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针对全国144家城商行和212家农商行，地方政府和政府平台的投资应全面退出，以相应的股权和控制权对当地最优秀的民营企业委以重任，切断地方政府对地方性银行的行政干预，从而将其改造成民营银行。

在董文标看来，现有的10家全国性国有控股股份制中型银行，也应推进民营化方案。并且，争取以五年时间实现民营银行在中国商业银行体系中三分天下有其一，挑起推进经济发展的大梁。

“尽管我们也建议全国工商联牵头实行名单制，支持优秀民营企业发起建立区域性、特色性银行，但实施起来并不简单。”前述民生人士称。让实体企业家跨界做金融并非易事，风险极易累积，特别是在目前中国金融系统所面临的风险下更非首选。

民生银行就走过一段风险丛生的弯路。

成立之初，鉴于自己的出身，服务民营、中小、高科技企业成为其战略定位，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在亚洲金融危机突袭上世纪90年代，民营企业风控能力普遍较差，中小企业更是生存艰难，而高科技企业则属于初生阶段。在民生银行还未具备足够资本实力时，很快便遭遇发展减速、资产质量下降的窘境。

截至1999年末，民生银行资产规模不足400亿元，不良率却高达8.72%，为了提取足够的贷款损失准备金，资本金从成立之初的13.8亿元骤减至8亿元。

“不但没有发挥民营银行的优势，还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大战中。”前述民生人士回忆。

早年，民生银行董事会就以经营不力为由，四年内罢黜了两任行长。直到2000年4月第二届董事会聘任董文标为行长，经营颓势得到一定扭转，其高管“走马灯”才有所平息。

艰难的内部治理

另一需要谨慎之处，在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

有学者表示，民营银行概念主要取决于治理结构，看其能否真正发挥民营企业作为股东尤其是董事会成员的治理权，是衡量“民营”与否的关键。

“从这点上说，民生银行不能算真正意义的民营银行。”专家表示，“股东实际上处于弱势地位，董事会内讧不断。但决定者，眼下是几乎掌权十三年的董文标，‘内部人控制’的痕迹比较明显。而且民生银行高层人士的任免不在股东大会，而在于政府。”实际上“民生董事会连推翻选举的权利都没有”。

民生银行实质上已受制于管理团队。且关键在于，眼下董事长一职仅享有职业经理人的待遇而不持有股份，仅以几百万元年薪来为各大股东每年谋得数千万元、数亿元资产增值，其个人价值很难真正与民生银行的长远利益切实捆绑。专家指出，民生银行现有的风险点一部分就源自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