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包袱

在全国14万城乡记账户中，能达到王相德夫妇和黄邦芝这样优秀的记账户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时候，被统计部门选中参与记账工作的居民最初表达的情绪是感觉麻烦和不理解，哪怕他们本身也可能将受益于这些数据。

“买一斤黄瓜、一坨肥皂都要记下来，还要分成食品和非食品记，还有单位啊、小数点这些，麻烦得很。”达州市通川区记账户陈明的情绪在记账户中有着普遍性。

“记账户记录的支出一般都是真实的，但考虑到其他因素，记账户们有的时候也有些顾虑，比如一户人家种了烟草又养猪，还有外出务工收入，打工收入3000元，除了寄回的一部分，留作自用的部分也是农户家庭收入，我每个月都要打电话一一问他们，毕竟这个资料是反映一个家庭很多情况，必须要是真实的，要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黄邦芝说。

这正是一个中国基础数据必须面临的两难问题。一方面，政府和公众对于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关注增大，另一方面，调查户配合度却越来越低。

住在九龙坡区华岩镇中梁山街道田坝村社区的欧萍是一名普通的城镇住户收支调查记账员。2010年是中国的记账户大样本轮换年，作为居委会的一员，说服新抽中调查对象记账的重担落在了欧萍肩上。

欧萍对本报记者说，白天抽中调查户不在家，她就晚上去。很多被抽中的调查对象，有的一开始还勉强答应，但因为记账繁琐导致很快就放弃的人不在少数。

有很多来自基层的声音认为，微薄的记账补贴与记账付出的劳动不成正比。但在很多地区，即便按照现有的标准，对补助的执行能力差异很大。

根据四川统计调查系统的测算，四川消费水平中等的县（市、区），每年调查50户所需经费应该在7万~9万元，调查100户所需经费应该在12万以上，但一些县达到这样的财力有一定的困难。四川省的统计是，全省调查经费不到7万元的县就有131个，这对工作的顺利开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虽然补贴微薄，统计部门多次调查显示，低收入家庭调查户会更重视这份收入，其配合度也比高收入家庭调查户的配合度要高。很多抽中的高收入调查户不愿记账或不支持记账，自我保护意识强，怕露富。

而欧萍的丈夫则就另一个问题问她，为什么他们家这么仔细地记账，但他们的真实收入却总赶不上国家公布的数字。

“我就跟他说，这是一个平均数，用高的和低的平均出来的数据，不是代表你一个人的水平。”欧萍说。

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的相关人士对本报记者分析称，尽管很多人认为统计部门公布的居民收入水平偏高，或者称之为收入“被增长”，但他个人的感觉是，因为高收入家庭配合度低，一旦他们的收入被详尽地进行统计，居民实际的收入水平应该更高。统计样本难以对高收入家庭实现完全覆盖，这是全球各国统计部门都存在的难题。

统计局人员也买菜

按照规定，居民提交上来的账本，统计部门要多次抽查核正。依据账本内容最终确定的当地居民消费结构，正是另一个重要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调查依据。

中国网民在网上甚至还有这样一种说法：统计局的同志们都不买菜。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们去买菜，他们肯定会知道物价上涨的真实幅度。但《华尔街日报》的记者Tom Orlik在今年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中国统计人员也买菜》，因为山西省统计局一位姓王的女同志向Orlik证实，她确实会去市场买菜。“不买菜我吃什么？”这位统计局人士当时反问道。

本报记者接触到的陈俐就是统计系统内天天买菜逛市场的人。

上世纪80年代末从西南财经大学毕业后，陈俐就一直在四川省绵阳调查队从事消费价格调查工作。作为消费调查科的科长，她所负责的科室仅4个人，但就是这4个人，要负责绵阳全市126个采价点。

无论寒暑，这4个人每月都要到各个采价点实施六次采价。采价过程基本靠徒步，工作起来毫无停歇。在这个科室内，每年都要磨坏几双鞋，可陈俐他们却笑称这就是免费的锻炼。

农贸市场上价格有叫卖价和成交价。为获得真实成交价，陈俐说，每一个市场都要逛遍才能整体评估价格。对于每一个商品，她都按照要求在同一个采价市场仔细填写三个不同售卖者的价格。

“光问不买，人家也会很不愿意理睬你，最初的时候，我们也跟着爱砍价的老太太们后面听价格，或者我们自己真的购买，但和商家熟了之后，他们觉得你采价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影响，就愿意告诉你真实的价格了。”陈俐说。

菜的品质有好有坏，陈俐采价时必须保证前期和后期所采集的商品在质量上基本一致，这才能确保价格同质可比，在执行国际比较项目调查时，采价员还需要揣着统一提供的商品图片比照合格才能采价。

国家统计局绵阳调查队队长杨彬对本报记者表示，国家统计局在对CPI数据检查时会直接打给被调查的商户询问情况；每个月地方调查队都要写下好几页的报告详细分析价格变动的原因，一旦哪个月的价格出现了较大波动，国家统计局层面就会来电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