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制度亟待修补方可堵住腐败“后门”

湖南省预防腐败局副局长胡海鹰表示，从刘桂生案可以看出来，有些事情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因为制度被规避、被空置甚至变异，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制约力，堵塞腐败“后门”。

“防范医药监管领域职务犯罪，必须要依靠科学的制度设计，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湖南省检察院建议，对于重要岗位官员首先要完善轮岗制度，实行合理的分权、限权；建立与行政处罚决定配套的诸如“主办人负责制”、“合议会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制”等机制；同时，要充分发挥法规处等部门对于相关制度、决策、措施的审核把关作用和纠错机能。

其次，要按照国家规定，严格落实定期公告药品抽查检验结果，制定诸如对药品不合格质量检验报告“统一归集、专人申报，统一审核、专人审批，统一公告和专人监督”等配套制度，并切实执行。同时，完善药品集中采购招投标各流程细节，引入畅通多方监督管道。

此外，还应强化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建立执法质量考评机制，设立行政执法质量督察部门，通过开展执法质量检查，纠正执法中行政许可审批权和行政处罚权被滥用、不按行政处罚决定程序等不规范执法行为，铲除职务犯罪隐患。

湖南省金洲律师事务所彭凌风认为，在规范官员权力运行的同时还应完善法律法规条款，加大对于官员腐败案中“行贿人”的追责力度，避免出现“腐败官员落马咎由自取，行贿药企个人全身而退”的现象，进而营造官员清正履职环境。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过勇表示，湖南医药监管领域的“窝案”和郑筱萸案一样，影响极其恶劣，也折射出了我国在医药监管领域的体制性问题。他建议，一方面要对于已然发生的腐败要敢于用“重典”，甚至是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对于腐败官员的监督无力责任；另一方面则要继续通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改变以药养医问题，降低药企利润刺激、挤压其寻租空间。毕竟，减少腐败发生的机会是防治此类腐败的根本之道。